《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书海网短评：
1.这是一部越深入读，越有价值、越有风采的书，既是毛主席、周总理那一代共产党人智慧英勇、雄才大略的真实记录，也反映了熊向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2.本书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第二部分，外交生涯

编辑推荐

1.这是一部越深入读，越有价值、越有风采的书，既是毛主席、周总理那一代共产党人智慧英勇、雄才大略的真实记录，也反映了熊向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2.《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第二部分，外交生涯。与以往不同，此次出版由熊向晖之女熊蕾女士作序《听父亲讲那过去的故事》。

3.作为周恩来布置的闲棋冷子，熊向晖如何成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历经蒋经国证婚、保密局打闷棍，他以怎样的坚韧和才智在敌营站稳脚跟，执行特殊任务？1943年和1947年两度发出国民党军“闪击延安”和进攻延安的重要情报，又是如何全身而退？

4.在外交战线上，熊向晖同志经历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四位老帅对中美关系的研判、恢复联合国的席位等一系列大事件、大场面。

5、《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横跨历史、军事、政治、外交、个人传记多个领域，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生动翔实地记载鲜为人知的史实，是为数不多可公开的个人回忆录。

内容简介

熊向晖同志在晚年撰写了大量回忆文章，生动翔实地记载了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领导下，在隐蔽战线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十二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从事外交工作的丰富经历。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让读者领略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作风和斗争艺术，以及熊向晖同志的传奇人生和传奇经历。

作者简介

熊向晖，安徽省凤阳县人，1919年4月12日出生于山东省掖县。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在周恩来指示下，到国民党胡宗南将军部队，从事地下秘密情报工作十二年。1947年9月，到美国西储大学研究院学习，1948年9月，获社会科学硕士学位。

1949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1962年，任中国驻英代办；1970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1971年11月，任新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代表；1972年8月，任新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1973年，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1983年至1987年，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

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至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委，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

精彩书摘

到胡宗南部队“服务”

1936年12月，我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6月，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清华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蒋南翔嘱我回家探亲，相机了解社会动态。我到武昌家中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同南翔失去联系。12月13日，南京沦陷。几天后，清华女同学郭见恩同我接上党的关系。她说：“上级指定你不要暴露党员面目，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

战地服务团中20余名大学生，大都是平津“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包括清华学生会主席洪同、北大学生会主席陈忠经。陈忠经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该团的组成引起社会重视。胡宗南自江苏前线来电欢迎，还派来一位姓陈的亲信当指导员。他说：胡先生年过四十，尚未结婚，一心效忠党国，效忠领袖，是蒋委员长的左膀右臂。这次统率“天下第一军”参加淞沪抗战，坚守数月。我想起1936年初，《大公报》连载名记者范长江写的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其中有一段提到胡宗南。我去图书馆查阅，找出这一段：“胡宗南氏，他的生活情形，据天水一带的民众和朋友谈起，颇有点特别，这次特别去拜访他。他住的是城外半山上的一座小庙，门窗不全，正挡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的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疮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我问他：‘人生究竟为的什么？’他笑着避开了这个问题没有答复，却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的部下，某个排长如何，某个士兵又如何，这样的态度倒使人有点茫然了。”——这引起我的兴趣，想会会这个“有点奇怪”的人。经过几天准备，服务团从长沙乘火车去武昌。

首次聆听周恩来的教导

在服务团驻地——武昌师范学校，我看到一张布告：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请周恩来演讲，时间是12月31日上午9时。我对周恩来心仪已久。31日晨，我赶到珞珈山，武汉大学礼堂已座无虚席，我挤站在墙边。有人指挥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不一会儿，周恩来由会议主持者陪同走上主席台。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他精神奕奕，微笑着向起立鼓掌的听众挥手。

周恩来演讲的题目是“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他的英姿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睛，他的发人深省的讲话获得阵阵掌声。当他讲道：“战争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台下报以热烈掌声。当他讲道：“今天的青年不仅要问，怎样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且要问，在抗战的胜利取得后，怎样改造中国？”掌声更热烈。他提出今天青年的努力方向：“第一，到军队里去”，“第二，到战地服务去”，“第三，到乡村中去”，“第四，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临结束时，他发出铿锵有力的号召：“青年朋友们，努力去争取抗战的最后的胜利，努力去争取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会议主持者把周恩来讲的最后两句话作为口号，带领大家高呼，希望大家牢记。他解释说：第一句是我们当前的任务，第二句是我们未来的目标；两句合起来，就是我们终生奋斗的纲领。他说：现在到哪里去，请大家自己考虑。这时，台下许多人高喊：去延安！去八路军！当晚，陈指导员向全团宣布一项“军事机密”：“胡先生”已到武昌，自即日起，都不要外出，等候“传见”。

胡宗南察言观色

胡宗南分别接见服务团人员。我和同批被接见的人走进会客室。胡宗南手执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被点名的人都站起来，说声“有”。胡宗南接着提出三或四个问题；我们回答时，他注意听和看。他问完，在名册上划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他是在“察言观色”。我发现他对所有人都问一句“为什么到本军来？”我萌生一个念头，想使这个“有点奇怪”的人感到奇怪。

当胡宗南点到我的名字时，我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胡瞪眼瞧着我，问：贵庚？我说：再过3个月零4天满19周岁。他问：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我说：参加革命。胡宗南一怔，问：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

我说：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胡似笑非笑，问：怎样才是革命？我说：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他问：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我说：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我话音刚落，胡突然加快语气，紧接着问：对反革命怎么办？我脱口而出：“杀。”胡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在名册上划了什么，再点下一个人的名。回到驻地，唐副官来接我，说胡先生约我去个别谈话，并说只约了我。他告诉我，胡宗南在每个人的名字上都划了圈，大多数划一个圈，少数划两个圈，至多三个圈，“唯独在熊先生的名字上划了四个圈”。

个别谈话时，胡宗南用轻描淡写的方式对我进行政治盘查。他问：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反政府？我说：不是“学潮”，是学生爱国运动。我参加的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拥护政府反对日寇侵略，反对华北自治。爱国学生的要求远不及蒋委员长去年7月提出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他又问共产党对学生的影响大不大？我说：我不清楚。我知道清华学生都来自中上之家，被认为是“天之骄子”，埋头读书，还可出国深造。就我自己而言，看到日寇侵略，汉奸横行，感到愤慨，不愿做冷血动物。课余参加爱国运动，出于自觉自愿。现在投笔从戎，到贵军参加革命，决心上前线，洒热血，抛头颅，更是自觉自愿。胡同我握手，转而问我家庭情况。我说：我家祖籍安徽，现住武昌，家父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长，家母操持家务。他说：明天中午我专程请令尊来便餐，请转达令尊，务必光临。

父亲本来反对我弃学从军，他应邀同胡宗南餐叙后改变了态度。他告诉我：胡军长对你很器重，夸你少年英俊，才识超群。胡军长要我放心地把你交给他，他向我保证，一定把你培养成栋梁之材。

周恩来下闲棋，布冷子

这天晚上，我从武昌乘渡轮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恰好是清华同学于光远值班，周恩来有事外出，董必武同志接见了我。我向董老汇报了上述情况，董老高兴地说：这似乎都是巧合，其实基本上符合恩来同志的预想。董老说：恩来熟悉国民党，熟悉胡宗南，胡宗南在黄埔军校时接近共产党员，后来紧跟蒋介石，成为黄埔系的首脑，他和非黄埔系的陈诚是蒋介石最信赖的人。恩来在陕北同斯诺讲过，说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1936年9月，恩来亲笔写信给胡宗南，说他在黄埔为先进，以剿共成名，相信他决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劝他促蒋抗日，希望他成为民族英雄。西安事变期间，宋子文到西安同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改组政府问题，内定由胡宗南接替亲日派何应钦当军政部长。虽未实现，但可说明胡宗南是几个方面都看重的人。他在淞沪抗战中表现不错，由于蒋介石的战略错误，伤亡很大，现正扩充部队，延揽人才，他仍将是蒋介石的重要支柱。

董老说：恩来听说长沙组织去胡宗南部的服务团，立即要蒋南翔推荐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针对胡宗南的特点，恩来提出几条，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南翔推荐了你。恩来和我认为合适。董老接着说：胡宗南一见面就对你产生好印象，证明恩来的设想完全正确。他要“培养”你，你应接受。董老还说：从胡宗南对你的谈话中，可看出他有抗日积极性，不放弃孙中山国民革命的旗帜，也可看出他对共产党有戒心。

董老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现阶段的大局、全局。我们从多方面推动、帮助国民党抗日。至于我们这一愿望能否实现，蒋介石、胡宗南在抗战中会不会反共，还难以断言。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

董老说：恩来要你特别注意三点：

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现只有恩来、南翔和我知道你负有特殊任务。我们将查明胡宗南今后的驻地，设法找你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久，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在取得联系前，你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围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同你取得联系后，也许不需要你了，或者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

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要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

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论何时何地，处事绝不可骄，骄就会麻痹大意出问题，必须谨慎。谨慎不是畏缩。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你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

董老说：你已初步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设想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胡宗南委任我当他的机要秘书

1938年5月初，胡宗南约我单独谈话。他说：你是一棵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员。他让我第二天和他同车去西安，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由蒋介石兼任，第七分校主任由胡宗南兼任。学生都属“黄埔系”。我是第七分校首批学生，按黄埔军校序列，算作第十五期（胡宗南是第一期）。这样我就成了“革命军人”和“黄埔大家庭的一员”，无意中履行了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中提出的“最好受正规的军事训练”，并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1939年3月，我在军校学习期满，胡宗南找我谈话，表示满意。他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他在“黄埔大家庭”里选定了我，委派我担任他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我就成了胡宗南的亲信助手。除处理文电和日常事务外，还有一项被胡宗南认为别人不能代替的工作——为他起草讲话稿。胡宗南经常到他主办的军政院校和所属部队作“精神讲话”。我起草的稿子短而精，尽是豪言壮语，最合他的口味。

前言/序言

听父亲讲那过去的故事

熊蕾

（一）

小时候看谍战片，觉得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都是风流倜傥，舞姿翩翩。上中学后，从别人那里得知父亲熊向晖也是其中一员，我怎么看他怎么不像。父亲相貌自是英俊，但是他和母亲都是“舞盲”啊！终于憋不住了，我就问了父亲——那都是我研究生毕业以后了，在此之前，父亲母亲从未跟我们讲起他们过去的事。他们也没有机会讲：我还没上小学五年级，他们就出国工作，回来就赶上“文革”，然后我去“北大荒”，哥哥当兵，再后来我去外地上大学。

我问，你们都不会跳舞，怎么做地下工作呢？父亲说，谁规定的做地下工作就得会跳舞啊？我愣了，然后问，那你怎么跟人家交流呢？他说，打麻将啊——父亲打麻将倒真是高手。

然后又有我看不懂的事了。父亲应中央文献研究室邀请，为纪念周恩来总理去世15周年写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在1991年1月发表之后，在海峡两岸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当时台湾已经“解严”，放开了到大陆的旅行，父亲过去在国民党胡宗南部去了台湾的袍泽，凡是到大陆来的，都要来看父亲。先头父亲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和统战部副部长的头衔，我以为他们有事找父亲。后来父亲离休了，这些头衔都没了，人家照样来找他。我对此感到惊异：他们和父亲分属两个营垒，立场和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为什么他们不是怒目相向，而是相谈甚欢呢？

和父亲相谈甚欢的这些“国军”老伯中，有一位是孔令晟。他和父亲同为黄埔第十五期学生，孔老伯自黄埔毕业后一直在作战部队，国民党去台后，他先后当过蒋介石和蒋经国两代“总统”的侍卫队长，也做过台湾的“警政署长”，还在美国、英国研究过战略，著有《大战略通论》。

这两位老人，一个是共产党的离休部长，一个是“国军”退役中将，在他们身上，我真看不出什么“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隔阂。两人不见面总是相互惦记，见了面就十分亲热。每次见面，两位老人都有说不完的话。

我发现，撇开意识形态，他俩的共同语言还真多。当年，他们都是抗日爱国的热血青年。据父亲讲，孔老伯当年是北大化学系的高才生，是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的得意门生。孔老伯要退学投军之前，吴先生还想送他出国深造，一再让他认真考虑，非常不愿意失去这个他认为可以成为大科学家的弟子。可是孔老伯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从军。几十年后再相见，两位老人都反对“台独”，都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是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也都反感以权谋私。

父亲喜欢听孔老伯讲他们去台后的种种情事，孔老伯也有兴趣听父亲讲一些当年他不知道的往事，比如蒋老先生送蒋纬国上前线的事。

那是1941年2月，蒋委员长侍从室给西安的胡宗南发来密函，内有三件东西：一是蒋介石手令：“兹派蒋纬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少尉排长。”二是蒋纬国的履历，说明他曾在苏州东吴大学学习，德国慕尼黑军官学校毕业，也在美国陆军航空队战术学校和指参学院学习过。三是蒋纬国的一张半身照片。虽然当时包括胡宗南和父亲在内的不少人已经知道蒋纬国其实是戴季陶的儿子，但是胡先生看着照片还是有意说，像极了，“活脱脱一个委座”。

胡部的第一军第一师，当时正驻守在黄河边的潼关，河对岸就是日军。不管怎么样，蒋介石对蒋纬国视同己出，他把自己的二公子派到这个部队，怎么安排？胡先生与当时还是他身边一个年轻副官的父亲商量。父亲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帅，把自己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儿子任命为少尉排长，并派到抗日前线的部队，这是从没有过的。时隔60多年，父亲讲起此事，还是说，确实了不起。同时，父亲对胡先生说，这也表明蒋老先生对胡先生的信任。只是为了纬国的安全，不能宣传，还要把他安排得很妥当。

蒋纬国到西安后，胡先生指派父亲专门接待他，并送他去部队。父亲小蒋纬国两岁，军阶却比他高两级，所以他一见到父亲，就立正敬礼。上车时，蒋纬国主动到车的右边替父亲开车门；与蒋纬国谈话时，父亲站起来，他也站起来，转到哪儿他跟到哪儿，脸始终对着父亲，非常规矩。可是父亲受不了委员长的二公子对他这样毕恭毕敬，所以当天下午就换上便服，以免拘束。

父亲很欣赏蒋纬国的个性。他说，潼关民俗，农历每月逢三、六、九，都有大集，比较热闹。如果遇上休息日，驻军士兵也有不少去赶集。蒋纬国去集市，都带着勤务兵，并且叫勤务兵背上一只大筐子。在街上，凡是有士兵不向他敬礼的，他就上去把人家帽子摘了，装到筐里，告诉人家：“我是蒋纬国，星期天上午，你到第三团第二营第五连连部拿帽子。”每次一摘就是几十顶。士兵没有帽子怎么行呢？到了星期天上午，他们来拿帽子，蒋纬国就让他的勤务兵先教他们练习敬礼，再练习立正、稍息，最后才把帽子发还给他们，让他们回去。原先前线部队有的不大注意军容风纪，有不戴帽子的，也有不戴领章的。蒋纬国这么一抓，这种现象就减少了。

然而到台湾以后，蒋纬国和蒋经国兄弟失和，让父亲很觉意外。他告诉孔老伯，1942年经国到西北，和纬国一起，由父亲一路陪着，从西安、兰州一直经河西走廊到敦煌，再到青海、新疆，走了三个月。“当时他们兄弟两个感情非常好，”父亲说。

那个时候蒋老先生对纬国也非常好。父亲还给孔老伯讲了这么一个故事：1942年秋，蒋老先生巡察西北，来到西安。胡宗南安排把蒋纬国调到西安来见他。蒋老先生和夫人宋美龄离开西安时，胡先生和西北要员到机场送行，蒋纬国和我父亲也都在场。老先生和夫人上了飞机，螺旋桨已经启动，飞机即将起飞之际，发动机突然又停下来，机舱门又打开，旋梯上走下来一个副官，手捧一个东西，走到蒋纬国面前，把东西送给他。原来是老先生把他的披风送给了纬国。纬国马上敬个礼。那副官把披风给他披上，才返回机舱。

孔老伯听了这些故事之后说，蒋老先生一直对纬国非常好，从小就喜欢他，把他带在身边。蒋夫人也很喜欢纬国。但是老先生也很冷静，他认为政权必须交给自己的儿子蒋经国。

对此，父亲评论说，不过最后经国又交给了李登辉。

这让孔老伯默然了许久。

孔老伯说他研究过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并且按毛泽东的办法打了两个胜仗”。他说，撇开意识形态不说，在学术上，毛泽东开创了战争的新形态，特别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用毛泽东的战争理论和战略思想打仗，而美国皆战败。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由此得到了全世界军事理论界的承认。他们不认同毛泽东的意识形态，但是承认毛泽东对世界军事战略学的贡献。

父亲对他说，毛泽东搞的是真正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都是公开的。但是，人民战争也不是毛泽东的创造，毛主席自己就说，创造人民战争的是美国独立战争。

两位老人对当时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访问大陆的“破冰之旅”，都很欣赏，尤其连战先生的父亲说来也是他们西安时代的故旧。连战先生到西安时，孔老伯又来看父亲，两位老人顾不上谈话，就一起看电视台对访问的实况转播，非常开心。

但是这些国民党老人对父亲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事情是怎么看的呢？有一次比父亲大一轮的张佛千老伯从台湾来我家，我向这位随和的长者提出了让我纳闷很久的疑问：“您听说我父亲是共产党以后，对他是什么感觉？”

张佛老资格很老，父亲在胡宗南那里是上校的时候，他已经是少将了。到台湾后做过防卫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并跻身文化名流。他跟我说，知道我父亲是共产党后，他“第一是惊讶。他是共产党，我一点没有看出来。第二是感谢。他在胡先生身边，有很多机会可以杀掉胡先生，可是他没有。第三是佩服。他这个事情做得太漂亮了”。

我有些愕然地问：“难道你们不恨他？”张老伯说，“为什么要恨呢？你父亲入共产党在前，到胡长官身边在后，那是各为其主。要怪只怪后来蒋老先生非要打内战。如果不打内战，大家不是相安无事吗？”

张佛老还推荐台湾的《传记文学》转载父亲发表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并专门为该刊写文，讲胡先生当时为什么会用父亲。他说，“熊的最突出之处，是他的气质之纯，为我平生所仅见……胡之选其为随从人员，是非常应该的决定，如我是胡，也会作同样的选择。怪只怪周恩来善于择人，造成胡的毕生大憾。”张佛老还写道：“熊参加共党在先，并非受到胡的重用后再投共。他是为‘共党’工作，自当对‘共党’忠诚，正是各为其主之义。”

后来中共党史出版社把父亲的《地下十二年》和他以后发表的其他回忆文章结集出版，题为《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还把张佛老这篇文章作为附录收入。

随着和那些国民党老人交往的增多，我逐渐理解了不同政见的父辈们超越党派的友情。那是当年在抗击外侮的血雨腥风中，凝练出来的有如血浓于水的兄弟之情。这正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更何况他们本无个人恩怨。而且，对于他们而言，还有一种大义比党派之争更重要，那就是中华民族的统一。

这也让我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了父亲的为人。假如父亲不是可交的朋友，再大的民族大义，也不会驱使这些耄耋老人在隔绝了几十年之后，来和父亲重叙旧谊。这改变了我对共产党人的刻板印象。共产主义既然要吸纳一切文化的精华，共产党人当然要有博大的胸襟。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了标榜自己的政治正确而整天挂着一副“阶级斗争”脸，对不同观点、不同意见、不同派别完全不能相容的，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坚定的信仰和浓浓的人情，并不矛盾。

（二）

近些年，我接触过不少想了解父亲那段“潜伏”经历的媒体人，他们对父亲在1943年和1947年两度发出国民党军“闪击延安”和进攻延安的重要情报却能全身而退的传奇很不理解，甚至臆测胡宗南“通共”或对父亲太有感情，所以“放了熊向晖一马”。

这种臆测毫无根据。有些人只是孤立地看这两次重要情报的成功递送，却不了解父亲那一辈的“闲棋冷子”们以怎样的坚韧和才智在敌营站稳脚跟的经过。我曾经梳理过1939年3月父亲担任胡宗南机要秘书之后到1943年7月他向延安送出蒋介石密令胡宗南闪击延安情报的四年间做过的一些事：

他第一天上任，就赶上战干四团河防大队结业——学员都是县长以上的官员，胡宗南要去讲话。胡先生7点起床，7点半吃饭，一边吃饭一边看原来的秘书给他准备的讲稿，觉得写得不好，就叫父亲再写一个。8点钟典礼就要开始，时间不到30分钟。父亲15分钟写好了讲稿，胡先生很满意。

1940年3月，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拘押在贵州修文县阳明洞期间，给胡先生写了一封信，鼓励他抗战到底，并寄来一首诗，抒发自己的感慨，回忆他当年与胡宗南在王曲相处的日子，对王曲的山水风光，诸多感怀。

张学良是借景说事。胡先生看了他的来信和感怀诗，叫父亲先拟稿，给张回一信。他说，咱们也借景说事。意思是不要写得太直露，但表达的意思要写到。父亲的信是这样写的：

汉卿先生：

奉读三·四手书，十分眷眷，无限依依！承赐好诗一首，英气凌云，大有波涛澎湃之慨，想见近年来闭门学习之盛！

王曲是一很好的名词，好山好水，好平原，有烟云林木之奇，到处衬出伟大，而现在则有好牧场，好酒店，好游泳场，好阅兵场，好小学校，好林场，气象万千，非当年在太史洞晤对时情景矣！

在王曲附近之军校学生，将近两万余人，皆为燕赵鲁汴苏浙优秀青年，情绪热烈，杀气腾腾，益显出秦岭壮丽，王曲风光。

每在青龙岭上，看山上烟云，天上明月，无不念念数千里外之英雄美人，光明，荣誉，真不胜惓惓之感也。

弟年来检讨过去之工作，非常惭愧，尤其在抗战战术上，颇有今是昨非之慨，准备又准备，准备又准备，必不辜负好战场，好江山，好时代。

近将离开成都，转回西北，敬以最诚挚之心，祝兄健康！并谢厚意！

弟胡宗南上，三月二十二成都市上

胡先生看了，也是很满意。

1940年7月，军训部副部长兼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到西安视察。之后胡宗南陪着他，分乘两辆小车去兰州。有一部分先遣人员乘大客车先走了。胡宗南和白崇禧及父亲和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分乘两辆小车先后而行。谢和赓老伯也是周恩来布置的闲棋冷子，但他和父亲当时却都不知道对方的秘密身份。一行人沿着西兰公路走到六盘山时，下起了大雨。被称作“稀烂公路”的西兰公路那一段是土路，大雨造成山上塌方，一下子把路堵住了。此时，前车已开走不见，后面的车还没跟上，就剩下白、胡两位长官及父亲和谢和赓所乘的两辆小车。

西北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父亲朝下面一看，一条深沟大约30多丈深，沟里有一间民房。雨下得很大，天也快黑了。父亲交代司机，把路边石条做的里程碑挖出一块，垫在小车轮胎底下，防止小车滑坡。然后他冒着雨，不顾沟陡路滑，下到沟里，走到那孤零零的民房。家里只一对老夫妻和儿媳妇三口人，儿子外出打工不在家。房子很简陋，屋里两个炕连着，一边有一个灶，另一边还漏雨。父亲安排好借宿事宜，上来跟两位长官说，没有办法，就在这儿过一夜吧。

两位长官由卫士扶着，到了那民房。两个炕，一个让房东全家挤一挤，另一个炕则腾给白崇禧和胡宗南。可是没有饭，只有山药蛋。幸亏他家还有一点干草，而灶头上有两只瓦罐，一只里有一点盐块，另一只是空的。就用干草煮山药蛋，加了一点盐巴，算是晚饭。照明也没有蜡烛，就用父亲和谢和赓带的手电。

当时，外面还在下雨，屋里也在漏雨，大家的衣服、被褥都是潮的。白崇禧和胡先生睡不着，就坐在炕上聊天。

胡先生问白崇禧，我们与共产党斗，能不能斗得过共产党?

白崇禧说：我们是搞上层，共产党搞下层；上层我们占优势，下层共产党占优势；上层人少，下层人多。

胡先生又问：现在抗战，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了，中枢对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白崇禧说：原来准备抵抗，都在沿海，国防工事都建在那儿，都没有用上。打起来后，日本人一下子包抄啦，有的工事还没有打开，就丢掉了。现在，重庆那边靠云贵川，湖南不完整了；西北只剩下陕甘宁青，河南不完整了，新疆的形势很复杂。其他的省份都不完整了。现在在这里，西兰公路就是这个样子啊。西兰公路是国防公路，还塌方了，我们还住这儿了。现在只能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父亲说，这是根据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化过来的。

胡先生的提问和白崇禧的回答，很能说明他们在国民党能否斗得过共产党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在这个时候和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们所说的话，都是他们的真心话。父亲说，这样的想法，在平时，在公开的场合，是听不到的。而他们谈这样的问题也不避讳父亲和谢和赓，足以说明他们对这两个秘书的信任。

半夜里，白崇禧要小解，可外面还下着雨，他出不去，便顺手拿起灶上的空罐。那媳妇手疾眼快，劈手就夺了过去，说，家中总共就这两只罐是宝贝，怎么能让你当尿罐。白崇禧一愣，说，好厉害啊!父亲跟他说：就在这屋里尿吧。

第二天一早，父亲看雨停了，就跑到上面路上，通过查修军用电话线的修理兵，跟兰州方面联系上，将两位长官和他们一行顺利接到兰州。

临走时，胡先生吩咐给房东400元。当着白崇禧的面，胡先生说：老百姓这样穷，不革命怎么行！

这件事父亲讲过不止一次，想来给他印象很深。

父亲还讲过当年12月7日，胡先生交代他准备去南五台山祭奠他父亲三周年忌辰的事。胡先生的交代很简单，只告诉用老礼节的仪式祭奠，父亲就懂了。从布置灵堂、供桌、檀香炉，到准备干果、冷盘、热菜、水果各多少盘，特别是热菜中要有一只鸡，鸡头鸡尾各留一撮毛，以及供奉的牌位，父亲都准备得很周到。直到祭奠开始后如何给胡先生传递祭品，如何点烛烧香，如何摆放给胡先生行三跪九叩首礼的蒲团并唱喏，父亲安排的一丝不差，胡先生特别满意。

父亲说，许多事情是机遇，比如这件事，就是巧合。他事先并不知道胡先生要去祭父，也不可能预先去做充分的准备。但在整个过程中，胡先生想到的事，他给他办了；没有想到的事，也替他想到、办到了。而且办理这种事，光凭勤快和机敏不行，还要懂得这些旧礼节，懂得传统的民族文化，需要有知识和生活积累。这些方面，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从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周恩来挑选打入胡宗南部的秘密党员时提出要出身于官宦人家。所以，胡宗南重用父亲，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机遇和巧合。

这之后，父亲随胡先生秘密到河南西峡口会晤汤恩伯，又陪同他去河南和山西分别会晤卫立煌和阎锡山，帮助他安排蒋纬国到前线部队，代表他陪同蒋经国、蒋纬国兄弟在西北考察，参加何应钦在西安召集的高级将领会议，还随同胡先生会见路经西安到延安的中共八路军将领朱德、彭德怀和林彪等。特别是1942年8月15日至9月14日，蒋介石到西北视察。胡先生到宝鸡机场迎接后，受了风寒，病重无法行走。于是，他命父亲代表他陪侍蒋介石。因为此前两个多月，父亲才陪同蒋经国、蒋纬国兄弟访问西北，后来一直把他们送到重庆，蒋介石在家中接见了他，请他吃饭，表示感谢。这次父亲随蒋介石先后视察了甘、青、陕等省，重点是视察河西地区，然后回到西安，参加他召集并主持的军事会议。陪同期间，父亲还跟蒋老先生互讲笑话。

父亲还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在兴隆岭，勤务兵半夜来叫醒父亲，说胡先生要回西安，他睡不着，正等在车里。

半夜一点钟左右，上了车，父亲就打瞌睡。可胡先生精神好啊！看到月亮，他就说，如此良宵，岂可困觉啊！父亲就只好醒来。

胡先生又说，如此良宵，岂可无诗啊!父亲说，胡先生既然如此说，必有佳句了。胡先生说，创新不如复古，我想到曹操，横槊赋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很有气魄。

父亲说，今天是有月亮，但没有乌鸦，再说“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不吉利。

胡先生说，你看呢？你有什么佳句啊？父亲说，你既然说创新不如复古，那还是陈子昂《登幽州台歌》那两句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半夜里，只有一辆汽车在公路上，前面没有人，后面也没有人。胡先生就很高兴，说，好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关系，到了1943年7月的时候，父亲在胡先生那里的根已经扎得很深了。这样建立起来的信任度，不是轻易能够动摇的。

（三）

因为小时候没听过父亲母亲讲任何与他们工作相关的事，所以我一直不知道父亲是干什么的。在我看来，父亲就是父亲，他关爱我们，我们尊敬他，这就够了。他在“外面”是什么，并不重要。

直到我上小学四年级的那个冬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母亲带我去钓鱼台——那时候钓鱼台有点像干部俱乐部的性质，并无今天的警卫森严——我见到了周总理。总理问我父亲是谁，我这个小毛丫头嗫嚅着不肯说父亲名讳，反而愣头愣脑地对总理说，反正你也不认识他。总理笑了，说，那你说出来看看嘛。我很不情愿地说，他姓熊。没想到总理一下子就说出了父亲的名字：噢，熊向晖，我认识他。我当时非常意外，不明白总理怎么会认识我心目中很平凡的父亲。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和周总理的关系，早在抗战初期就开始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做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做外交工作，都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周总理是父亲最崇敬的人之一。父亲对毛主席，对陈毅、叶剑英等几位老帅，也非常崇敬。

出于这种崇敬之心，1980年以后，中央党史部门把父亲列为党史“抢救对象”，让他写文章回忆这些伟人和他所经历的那些历史事件时，他欣然动笔，这才有了《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收录的这些文章。

遗憾的是，父亲想写的东西并没有全部写出来。一是他身体已经力不从心了。他年轻时就患有严重的十二指肠溃疡，晚年又患过膀胱癌、前列腺癌、颈椎骨刺增生压迫脊髓，直到最后罹患肺癌，每年几次住院。二是他太认真，对写作的要求，特别是史实的核实太严格，这不仅影响写作速度，而且也很难找到他合意的助手。我不能给父亲当助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为我不够严谨。三是由于这种认真严谨，他容不得重要党史文章的一点失实之处，发现了就要写文章指出，这也花费了他很多精力。我曾经劝他写自己的文章，不要去理会别人的那些错误。但是他觉得，扫伪打假，正本清源，是非常重要的事。《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中有好几篇订正重要史实的文章，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我感觉这有如历史学、党史学的一种基本建设，这些文章与父亲的其他文章一样，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一种更可宝贵的严谨治学态度。我曾听不止一位当年毛主席和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父亲写的文章最真实，最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