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致金融》

内容简介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给金融行业带来了震荡与变革。

新的技术解决了传统金融行业的固有问题，提升了金融行业的效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新的技术也给金融行业带来了新的问题与挑战。

互联网金融机构与传统金融机构的发展趋势是什么？金融创业者该如何应对时代的浪潮？互联网金融监管将有怎样的变化？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极致金融》中找到答案。

作者简介

郭宇航

知名投资人、财经专栏作家，中国区块链应用研究中心理事长。毕业于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作为参与中国互联网金融政策制定讨论的行业专家，曾合作出版《互联网金融理论、实践与监管》一书。

2012年创办的点融网有“中国版LendingClub”之称，是国内领先的互联网金融公司，2016年创立星合资本，支持金融科技初创企业发展。

精彩书摘

在《算法帝国》一书中，作者克里斯托弗·斯坦纳描述了这样一幕：以算法为代表的科技攻陷了华尔街。2000年，华尔街通过计算机程序交易的比率不足美国股市交易量的10%。而现在，华尔街70%以上的交易依靠所谓的黑盒子或者算法交易运行。

这一细节向我们彰显了，在全球范围内，金融与科技的结合都已经成为未来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一场关于金融未来的“权力的游戏”，正在悄然开启。

从华尔街摆向硅谷的钟摆

传统金融机构往往有一种执念，他们试图用金融的手段来解决金融的困境。在政策庇护下，中国金融业在过去几十年高歌猛进，很多人分不清这是天时、地利，有人以为是自强不息的结果。如今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还是有很多人自信自身仍然可以从容应对。

所以，面对这一轮金融科技的破坏性创新，传统金融机构中有一种声音——即使最糟糕的事情最终发生了，大家还是有时间和方法应对。

在一次论坛对话中，一家大型国有银行的领导告诉我，首先，相比科技过去颠覆的行业，例如广告、音乐、游戏、影视等，金融业有着与众不同的进入壁垒，比如牌照、监管、信任机制、数据资产、严格的规章、大量的资金以及较高的人才储备。其次，即使创新式金融科技公司突破了以上壁垒，传统金融机构仍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完成自我救赎，比如兼并这些企图颠覆自己的企业。

他们这么想是有理由的，对于创业公司，BAT尚且热衷买、买、买，这些财大气粗的金融机构，钱包更厚，底气自然更硬。

之前，一家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创业公司ConsiderSimple，就标榜自己的理念是“反银行”。作为线上银行，它没有实体分支，提供易于使用的软件，对实体银行无疑是巨大的挑战。讽刺的是，这家反银行的急先锋在创业5年后，就被西班牙银行业巨头BBVA（西班牙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收购，成为它企图瓦解的银行业的一部分。

说实话，如果不是硅谷在最近20年的快速崛起，我也会相信金融机构那一套说法。但事实证明，技术的威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虽然大多数曾经依靠算法独领风骚的科技公司都将自己卖给了金融企业，但有一家科技公司最终坚持了独立，并发展成为一家证券集团。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彼得菲，最初是一个居住在美国的匈牙利难民，机缘巧合之下成了程序员。彼得菲用自己的编程技能和数学知识，创造出了分层算法，从而颠覆了一个对他而言很陌生的领域——华尔街证券交易所。

他所创立的公司虽然名为盈透证券集团，但其员工75%以上都是程序员和工程师，被认为是华尔街版的谷歌——由工程师生产产品并做出重大决策。换言之，与华尔街的大多数公司不同，这家公司本质上具有硅谷基因，这也是这家公司被认为能够持续领跑华尔街的原因。彼得菲称，他“会一直坚守在战场和那些自称为宇宙主宰者的人进行较量，尽管很不容易”。要完成这一点，则需要有“极致”的坚持。一家技术公司越成功，面对金融资本的诱惑就会越大。

这两个案例说明了两点：第一，科技正在不可避免地改造整个金融行业；第二，对科技公司来说，推翻金融机构虽不易但并非没有可能。金融机构通过兼并或投资创新型金融科技公司来完成自我救赎，或者金融机构被金融科技的破坏型创新颠覆。无论哪一种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改变了旧有的金融机构形式。

金融公司与科技公司，是有着不同文化基因的两种公司，它们之间的较量就像华尔街文化和硅谷文化之间的较量。

华尔街文化意味着绝顶精明的年轻人遵循传统，他们进入联系紧密的精英圈子，同时谨慎地维护着这一圈子的规则，排斥圈外人员的进入。

而硅谷文化则大为不同，虽然硅谷文化同样是由一群绝顶聪明的年轻人来塑造的，但是在硅谷文化里，弥漫着某种雅皮士雅皮士，是指西方国家中年轻、能干、有上进心的一类人，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技能。遗留下来的叛逆精神，他们思维活跃、敢于挑战、突破陈规，并且乐在其中。对硅谷中的大多数人而言，人生的使命就在于践行乔布斯的名言，“生来就是为了改变世界”。因此，硅谷文化总是意味着以尖锐、迅猛的技术创新冲击现有体系中的不足，直至取而代之。

这种较量无处不在，科技正趋于上风，从人才的走向中就可见一斑。沃顿商学院的毕业生数据显示，MBA毕业生进入投资银行的比例逐年下滑，从2006年的26.0%腰斩到2015年的13.3%。同期进入科技公司的比例则翻了1倍，2015年达到了11.1%。

这种变化也在中国发生着。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们所说的IT业，即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年平均工资为122478元，金融业年平均工资为117418元，这也是IT业平均工资首次超过金融业。如今行走在上海的陆家嘴，很多金融机构都觉得日子难过，而在北京的中关村或者杭州的西溪创业园，年轻人的创业热情则空前高涨。

华尔街精英坐拥牌照之便，忙着赚大钱；硅谷精英则充满了使命感，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某种意义上，金融牌照、政策倾斜、资本壁垒和人才积累，是传统金融的最大优势，却也是最大束缚。反观科技公司，与生存压力相伴，容易激发解决问题的能量。在比对了数十个金融科技独角兽公司的成长史之后，我们发现，没有金融牌照，完全没有妨碍科技公司的金融创新和成长，因为那些最成功的金融科技公司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

前言/序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金融业卷入了被公众舆论拷问的巨大漩涡之中，市场上甚至出现了解散现有金融体系的声音，金融从业者更是被视为社会的“吸血鬼”。在此背景下，罗伯特·席勒通过《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为金融正名，指出金融有充足的潜力来塑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好的社会”离不开金融。

近些年来，金融科技的浪潮滚滚而来，势不可挡。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已深刻而广泛地融入到了银行、证券、保险等传统金融业态之中，同时也衍生出了移动支付、智能投顾、虚拟货币等新金融业态。在现阶段，反思金融科技的价值几何，是否有利于成就“好的社会”是监管者、研究者和从业者需要共同思考和探索的主题。

金融科技与传统金融有何不同？传统金融遵守“二八原则”，目标客户主要为高净值人群，其导致的结果便是金融覆盖面有限，金融普惠性不足，金融满意度欠缺。

金融科技是治疗上述“病症”的一剂良药，可以让公众更加平等地享受金融服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可获得性。智能投顾的出现有效地解决了“10万美元困境”，普通用户只需填写问卷，也可低成本享受原先高净值用户才可享受的投顾服务。大数据征信覆盖人群更为广泛，能够填补央行征信系统的空白。在银行服务不足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印度和肯尼亚，移动支付已成为银行的有效替代品，为公众提供存款、贷款、支付、保险等金融服务。

第二，低成本性。银行传统的信贷审批流程非常繁复，即便是小额信贷，审批流程也不会精简。这导致审批成本高昂，在小额信贷中审批成本甚至超出回报，银行难以为小微企业或个人提供小额信贷服务。大数据风控、人工智能审核等技术的出现，使得信贷审批的智能化程度有效提高，审批成本有效降低。成本降低使得小微金融服务也有利可图，进而保障了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

第三，高便捷性。金融科技大幅降低了公众对金融机构物理网点的需求，用户的绝大多数需求都可以通过移动设备来满足。比如，原先需要到物理网点才能办理的银行业务，现在绝大部分可以在移动设备上完成。此外，随着模式识别等技术在支付领域的应用，用户无需再输入复杂的账号和密码，只需要让机器识别指纹或面庞就可以完成支付，不仅便捷，而且也更加安全。

当然，金融科技也有其两面性。就像金融虽是“好的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在其发展历程中也伴随着多次严重的金融危机。金融科技在发展和应用过程中也伴随着诸多“危机”，比如人工智能带来的失业问题。人工智能可渗透进存款、提现、汇款、打印账户记录等银行业务中，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五大国有控股银行在2017年减员近3万人；高频算法交易可能导致股票交易市场的闪电崩盘，引发市场的恐慌；空气币更是披着区块链的外衣，通过ICO从投资者手中骗取资金；大数据也可能会产生个人隐私泄露和歧视等问题，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的打击整治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专项行动中，仅2016年4—7月，公安机关缴获的信息就高达230余亿条。

这些问题的发生是否意味着我们要摒弃金融科技？不然。我在这里做个简单的比喻：金融科技就像汽车，汽车发明后，公路上每年都会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力消耗，但是为了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并非选择不用汽车，而是选择设立交通规则以及通过驾考来提高司机的驾驶能力。金融科技亦需如此，不能因金融科技可能出现的问题而停滞不前、因噎废食，而是要为金融科技设立“红绿灯”，规范金融科技的发展，使其负责任创新。此外，也需要通过自律组织等各渠道来提升金融科技从业者的职业素质与合规意识。

《极致金融》的作者郭宇航是金融科技领域的资深研究者，他对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