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翅膀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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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地下铁道》之外，还有这样一本《长翅膀的女孩》，同样是黑奴挣脱枷锁、奔向自由的动人史诗，但这里还有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崎岖之旅。这是一部追寻自由、渴望发声的动人巨著：自由的羽翼，从来都只属于奋力拼搏的人。

　　《长翅膀的女孩》甫一出版，即荣登《纽约时报》畅销榜单首位。奥普拉读书会力荐此书，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波士顿环球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英国《卫报》等媒体佳评如潮。《长翅膀的女孩》作者还写了美国现象级百万畅销书《蜜蜂的秘密生活》和《美人鱼椅子》。

内容简介

　　海蒂?格里姆克（“小麻烦”），19世纪早期查尔斯顿的城市女奴，格里姆克家的院子里的围墙，圈住了她全部的世界，她想出去看看。格里姆克家的女儿萨拉，从小就知道自己必将在这世上做出些什么，但因为“女性”这个身份，她举步维艰。

　　故事开始的时候，是1803年，萨拉11岁生日，10岁的“小麻烦”作为生日礼物，被送给萨拉做贴身女仆。接下来的35年，我们跟着她们踏上这段非凡的旅程：她们都为了拥有自己的生活抗争着，决定着彼此的命运，同时，两人的关系也被愧疚、反抗、疏离，与不易的爱缠绕。

　　同时，这也是一部基于真实人物的小说。

　　19世纪30年代初期，萨拉?格里姆克和妹妹安吉丽娜是美国臭名昭著的女性。她们对家庭、社会以及宗教的公开反抗如此激烈，导致她们遭人辱骂、追赶、驱逐，不得不在死亡的威胁下，逃离自身在南卡罗来纳查尔斯顿的家。

　　她们为自由与平等发声，为美国黑人和女性发声；她们的讲演吸引了万千听众；她们著名的宣言小册子，直接促成15年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诞生；她们承受了女性主义与废奴运动一开始的残酷反应，而今人却不知她们的姓名……

作者简介

苏?蒙克?基德（SueMonkKidd），美国现象级百万畅销书《蜜蜂的秘密生活》和《美人鱼椅子》作者。作品斩获多项文学大奖，并被翻译成近四十种语言。《长翅膀的女孩》是她第三部小说，甫一出版，即荣登《纽约时报》畅销榜单首位，并成为奥普拉书友会力荐图书。

目录

第一部1803年11月—1805年2月
第二部1811年2月—1812年12月
第三部1818年10月—1820年11月
第四部1821年9月—1822年7月
第五部1826年11月—1829年11月
第六部1835年7月—1838年6月

作者按

前言/序言

　　2007年，我前往纽约的布鲁克林博物馆观看朱迪?芝加哥的《晚宴》。当时，我正在写一本回忆录—《与石榴同行》。与我一同前往的还有我的女儿安?基德?泰勒。我那时并没有在构思下一部小说，脑子里除了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即我打算写关于两姐妹的故事以外，并没有想要写什么具体内容。至于两姐妹是谁，她们生活在何时、何地，以及她们有哪些故事，我一无所知。

　　《晚宴》是一部不朽的装置艺术作品，旨在庆祝西方文明社会里的女性成就。芝加哥的宴会桌上摆放着用来纪念三十九名女嘉宾的丰饶多汁的餐具，装置中央的白色陶瓷地板上刻着另外九百九十九位对历史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女性名字。正是在人物介绍区的展板上阅读那九百九十九人的名字时，我偶然发现了来自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姐妹萨拉和安吉丽娜?格里姆克。我也曾在那个城市居住过，怎么就没听说过她们呢？

　　那天离开博物馆时我就在想，我是否已经找到了想要写的姐妹。于是，我回到家乡查尔斯顿。一旦开始挖掘她们的生活，我就胸有成竹了。

　　后来才知道，我曾驱车经过格里姆克姐妹家那幢默默无闻的房子十多年，却不知道这两位女性是最早的女性废奴主义的代表人物，她们也是美国最早的女权主义重要的思想家。萨拉是美国第一个撰写全面的女权主义宣言的女性，安吉丽娜是第一位在立法院演讲的女性。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她们俩可以说是美国最负盛名也最臭名昭著的女性，然而知道她们的人似乎不多，甚至在她们家乡的城市也是如此。我对她们的不了解感觉就像是自己的一种失败，这也证实了芝加哥的观点—女性的成就在历史上被不断地抹杀掉。

　　萨拉和安吉丽娜出生在查尔斯顿一个集权力与财富于一身的贵族家庭，属于英国概念中地主豪绅的社会阶层。她们虔诚，温文尔雅，穿梭于社会精英的圈子。然而在十九世纪，几乎没有女性会“闹腾”到她们那种地步。她们俩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蜕变，与家庭决裂、与曾经的宗教信仰决裂，逃离家园，摒弃传统，成为流亡者，最终沦为查尔斯顿的贱民。哈丽特?比彻?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完全是受《美国的奴隶制度》影响以后写成的。《美国的奴隶制度》是一本发表于1839年的小册子，先于《汤姆叔叔的小屋》十五年，由萨拉、安吉丽娜，以及安吉丽娜的丈夫西奥多?韦尔德共同撰写。当时格里姆克姐妹正在为既要立即解放奴隶，又要争取种族平等而四处奔波。种族平等的观点即便在当时的废奴主义者中也是很激进的。在卢克丽霞?莫特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发起的塞尼卡福尔斯大会的前十年，格里姆克姐妹就在为争取妇女权利而战斗，并遭到最初的强烈抵抗而伤痕累累。

　　当我阅读关于这对姐妹的资料时，萨拉和她所战胜的困难越来越吸引我。在踏上公众舞台之前，萨拉经历了渴望职业、希望破灭、背叛、单恋、孤独、缺乏自信、被放逐，以及令人窒息的被迫沉默。在我看来，她似乎不是单纯地克服了这些，才给自己创造了很多翅膀，而是利用了这些。给我印象深刻的不仅是她作为改革者的生活，还有她作为一个女人的生活。她是如何成为她自己的呢？

　　我的目的并非是要虚构一个单薄的萨拉?格里姆克的历史，而是要被她的生活激发出灵感，再现一个丰满的故事。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入挖掘她的日记、信函、演讲稿、报纸报道、萨拉自己的作品以及大量传记材料，从而形成了我对她的欲望、斗争和动机的理解。我赋予萨拉的声音与内在是出自我个人的诠释。

　　我试图忠实于历史中萨拉生活的轮廓。书中囊括了她的大部分重大事件与成长经历，以及大量的事实细节。我偶尔也使用了萨拉作品中她自己的话语。然而，小说中有关她的书信内容是我自己创作的。

　　小说内容与萨拉的文献记载差距最大、最明显之处是我虚构了萨拉与故事人物海蒂?小麻烦的关系。从我决定写萨拉?格里姆克的故事的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有必要也创造一个被奴役的人物，并赋予她能够与萨拉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生活与声音。我觉得我必须这么写，必须把她们两个的世界都展现出来。接着我突然想到一个诱人的细节：在萨拉还是个小女孩时，她得到一个叫海蒂的小女奴做贴身侍女。根据萨拉的叙述，她们的关系变得很亲密。萨拉无视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和她那位曾经帮助撰写这些法律的法学家父亲，选择教海蒂读书，为此两人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不过，有关海蒂的叙述仅此而已。除了她不久便死于一种不明疾病以外，再没有更多关于她的记载。我立刻想到她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的另一半。我要让海蒂复活，我可以想象所发生的事情。

　　此外，我还推断并创作了萨拉生活中许多其他事件，并将故事与真实事件糅合在小说里。例如，文献明确记载，萨拉不善于面对公众演讲，需要非常努力才能口头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并没有任何材料表示她曾有语言障碍。这点和我在小说里写得不一样。萨拉的确在丹麦?维塞策反前几个月回到查尔斯顿，我在书中也是这么写的，很可能是因为她想要逃离她对伊斯雷尔?莫里斯的感情。在查尔斯顿期间，她公开发表反奴隶制的观点，煽动对抗，但是她在街上与一位南卡罗来纳州国民军军官公然对抗的故事是我虚构的。尽管萨拉认识卢克丽霞?莫特，和她参加过拱街同一个聚会堂的活动，并从莫特的贵格会牧师生活中受到启发，但她从未在莫特家里居住过。她与同样参加拱街聚会堂活动的萨拉?麦普斯?道格拉斯的关系也是如此。两个萨拉结为永恒的朋友，但是在安吉丽娜的煽动性信件被刊登在《解放者报》上以后，萨拉和安吉丽娜并没有在萨拉?麦普斯家的阁楼避过难。当住在凯瑟琳?莫里斯家不舒服、不受欢迎时，她们便到罗得岛及其他地方与朋友们住在一起。我虚构阁楼这一段主要是想为小麻烦和天空创造一个未来的密室。这些都只是我将事实与虚构融为一体的方式。

　　在时间安排上我也时不时发挥一点小小的自由。我想象小麻烦在苦力房被伤害致残的脚踏机在历史上的确存在，只不过被我提前七年安放在了那里。对查尔斯顿非洲教会的突然袭击事件发生在1818年6月，比我所描述的早一年。正是这次事件促使丹麦?维塞变得激进。我还使字母歌提前出现。故事里的萨拉在黑人主日学校教过孩子们唱字母歌，她确实曾在那里任教。虽然安吉丽娜写给废奴主义报纸的信的确将这对姐妹推上公共舞台，但是如我所示，萨拉并没有立刻赞成她妹妹发表的公开声明。萨拉往往比小说家们所希望的转变得慢些。她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下定决心全身心投入后来令她大放异彩的革命工作。我还不得不提到，萨拉和安吉丽娜并没有立即被贵格会的保守派分支组织逐出，但安吉丽娜的信的确招致教会监督委员会的谴责与训斥，教会还威胁要与她们撇清关系。实际上三年后，这对姐妹才被驱逐出贵格会—安吉丽娜是因为嫁给了非贵格派信徒，而萨拉则是因为参加了她的婚礼。

　　萨拉十二岁时成为她妹妹的教母，从此两人走上了奇特而感人的共生道路，这让我觉得她们不会太介意我偶尔将安吉丽娜的所做所言移植到萨拉身上。她们写信呼吁南方妇女和神职人员的反奴隶制小册子就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最初产生这个想法的是安吉丽娜而不是萨拉，安吉丽娜比萨拉早一年写出了她的小册子。然而，一旦萨拉潜心撰写自己的文章时，她便成为更有成就的理论家和作家，而安吉丽娜则继续扮演她那个时代一位最闪亮、最有说服力的演说家角色。萨拉的《论性别平等的信》发表于1837年，她提出的女权主义观点如此大胆，激励和影响了诸如露西?斯通、艾比?凯利、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和卢克丽霞?莫特这样的女性。此外，查尔斯顿邮政局公开焚烧的是安吉丽娜的小册子，并警告格里姆克夫人，她的女儿再返回查尔斯顿就要被逮捕。不过，可以说萨拉在这座城市也不受欢迎。

　　我对两姐妹从1836年12月至1838年5月的公开巡回演讲活动进行了删减和加强，将视角对准她们在外演讲时遭遇到的诋毁、责难、敌意和暴力袭击。她们动摇、撼动并最终冲破了那些否认美国妇女在美国政治与社会各领域发声与露面机会的性别障碍。在这场风波中，安吉丽娜曾打趣地说：“我们废奴妇女正在将世界翻个底朝天。”引用我的小说中萨拉的嘲笑则更加尖锐：“我对我们的兄弟们唯一的要求是，劳驾把他们的脚从我们的脖子上挪开。”

　　至于故事讲完以后两姐妹的状况如何，她们自从安吉丽娜结婚以后便退出严酷的公共生活，部分是因为安吉丽娜脆弱的健康状况。她们一边抚养安吉丽娜和西奥多的三个孩子，一边积极参与反奴隶制和选举权相关组织的活动，不知疲倦地收集请愿，救助格里姆克家的一些奴隶，帮助他们获得自由。她们的力作《美国的奴隶制度》在《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前比任何反奴隶制小册子的销量都多。萨拉的余生一直从事写作，令我感动的是，她最终翻译并发表了拉马丁的传记作品《圣女贞德》，那是她十分敬佩的勇敢女性形象。这对姐妹开设了多所寄宿制学校，给孩子们讲述许多重要废奴主义者的事迹。拉里坦湾联盟学校是新泽西州一个合作式的乌托邦群体，在那里任教的过程中，她们接触到一些改革派和知识分子，如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布朗森?奥尔科特和亨利?大卫?梭罗。有趣的是，我还读到梭罗看到灰白头发的萨拉穿着女权主义的灯笼裤四处游荡时，觉得那是一道奇异的风景线。

　　萨拉后期在历史上发生的最令我喜欢的一件事是在1870年。那是她在马萨诸塞州的海德公园的家中离世的前几年。当时她和安吉丽娜率领四十二名妇女前往镇上的选举站。她们顶着暴风雪前行，一路将她们的非法选票投进一个象征性的投票箱。这是姐妹俩最后一次公开的蔑视行为。萨拉活到八十一岁，安吉丽娜活到七十四岁。尽管两姐妹时常发生冲突，但是拴住她们的那条不寻常的纽带从未被打破，她们也从未分开过。

　　除了萨拉和安吉丽娜，我的书中还包括其他历史人物，通过我自己对他们历史的领悟而呈现：西奥多?韦尔德，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安吉丽娜的丈夫；卢克丽霞?莫特，另一位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女权主义的先驱；萨拉?麦普斯?道格拉斯，自由黑人废奴主义者，教育家；伊斯雷尔?莫里斯，富有的贵格会信徒，两次向萨拉求婚的鳏夫。（她的日记表明，尽管她拒绝了他的求爱，她还是深爱着他。她坚持认为，一定要将成为一名贵格会牧师作为她的天职。也许她认为她不能同时拥有婚姻与独立。）还有凯瑟琳?莫里斯，伊斯雷尔的姐姐，贵格会的保守派长者，萨拉和安吉丽娜曾经的寄宿家庭的主人；威廉?劳埃德?盖里森，激进的废奴主义报纸《解放者报》的主编；伊莱泽?怀特，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秘书长；诗人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西奥多?韦尔德的朋友，和西奥多一起发誓要等到奴隶制终结才结婚，西奥多却食言了。我想补充说明，这两人是妇女权利的支持者，然而在写给萨拉和安吉丽娜的信中，他们却极力迫使两姐妹停止争取妇女权益事业，因为他们担心这样会分裂废奴主义运动。在几个男人来到惠蒂尔夫人的农舍并命令两姐妹停止为妇女而斗争的虚构场景中，安吉丽娜回应西奥多的一些激烈言辞其实是她在写给西奥多的信中所言。萨拉和安吉丽娜没有听从那几个男人的话。其实正如历史学家格尔达?勒纳指出的那样，她们是那种将妇女权益与废奴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结果是有人将其看成是一种危险的分裂，有人视其为一种杰出的联盟。无论是哪一种，她们拒绝停止斗争这一点，在推动妇女权益事业进入美国生活的方面发挥了充满活力的作用。

　　我试图尽可能准确地呈现格里姆克家族成员。萨拉的母亲玛丽?格里姆克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骄傲、难缠的女人。据萨拉最早的传记作者凯瑟琳?伯尼所言，格里姆克夫人虔诚、心胸狭窄、对孩子的感情含而不露，对奴隶通常非常残酷，对他们常施以惯用的严厉惩罚的方式。就我所知，她没有对奴隶采用单腿站立式惩罚，但的确存在这种惩罚方式，萨拉自己将其详细描述为“查尔斯顿最早的几个家庭之一使用过”。我所呈现的萨拉的父亲，法官约翰?格里姆克，以及他生活中的事件与文献记载非常接近，对萨拉最喜欢的哥哥托马斯的描述也如此。坦诚地说，我基本上虚构了萨拉的姐姐玛丽（“小夫人”），因为关于她的历史几乎一无所有。尽管我找到一份资料指出她未婚，但其他资料列出其配偶为未知，我还是把她嫁给了一个种植园主，后来她成了寡妇返回娘家。然而，她确实一直效忠于奴隶制，直到她于1865年去世才有悔改之心。我的故事是建立在这个细节之上的。

　　参观格里姆克家在东湾街的房子令我兴奋不已。虽然房屋的历史只能追溯到大约1789年，但约翰?格里姆克拥有它可能是在1784年他结婚的时候。它一直属于这个家庭，直到1839年格里姆克夫人去世。如今该房屋保存完好，由一家法律事务所占用。很可能房子里某些原来的布局和内饰依旧没变，包括壁炉、柏板护墙、代尔夫特瓷砖、松木地板和贴脚线。漫步穿过房子，我可以想象小麻烦在二楼凹室凝视远处的港口，想象当奴隶们躺在卧室门外的地板上睡着时，萨拉从楼梯扶手滑下来到她父亲书房的情景。我甚至被允许上到阁楼，在那里我看到了通往屋顶天窗的梯子。我不敢说天窗是否原来就有，但我可以想象萨拉和小麻烦小时候爬过窗口的样子。此情此景促发了我构想她们在屋顶喝茶并相互吐露自己秘密的情节。

　　查尔斯顿历史基金会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们提供了一份文件，里面包含约翰?格里姆克1891年逝世后不久对其查尔斯顿大宅里的库存和所有“货物及财产”的估价。在研读这份又长又细致的列表时，我惊奇地发现了十七名奴隶的姓名、年龄、角色和估价。这些名字出现在布鲁塞尔地毯和十一尺棉布与亚麻布之间。这些发现令我难以释怀，最终我将这些发现融入故事情节，即小麻烦在书房翻到了库存簿，并发现她和夏洛蒂名列其中并已明码标价。

　　小说中所有被奴役的人物都出自我的想象力，除了丹麦?维塞的副官们，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人物：格勒?杰克、星期一?盖尔、彼得?波亚斯，以及罗拉和奈德?班尼特。除了盖尔，其他所有人都因为参加起义而被处以绞刑。维塞本人是个自由的黑人木匠，其生活、策反、遭逮捕、审判以及被处死等情节我都试图再现，并尽量接近历史的记载。我并没有捏造维塞赢得号码为1884的彩票，然后用得来的钱赎回他的自由，并购置了位于牛市街的房子那些离奇的具体情节。坦率地说，我不知道我是否会有勇气去编造这种故事。在公开报道中，据说维塞与五名同谋者一起被绞死在布莱克荒地，但我选择了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一直在查尔斯顿的一些黑人公民中口头流传的描述，他们说维塞是被独自一人吊死在一棵橡树上的，目的是要秘密处决他。据说维塞在城市附近有几个“妻子”，并与她们生养了好几个孩子，所以我擅自做主将小麻烦的母亲描述成他的一位“妻子”，将天空说成是他的女儿。

　　一些历史学家质疑维塞策划奴隶起义这件事是否真实存在及其真实性的程度，但我一直认为，维塞不仅完全有能力策划这起事件，他也确实尝试过。我这么做是想表达对众多被奴役的和自由的美国黑人的认可。他们为了自由而战斗、策反、抵制直至献出生命。通过大量阅读各种女奴抗议和逃逸的真实史料，我才得以塑造夏洛蒂和小麻烦这样的人物和故事情节。

　　小说中的故事被是受到哈丽特?鲍尔斯那些具有深刻意义的被子的启发。哈丽特是一位来自佐治亚州的女奴，她用非洲贴花技术讲述《圣经》事件和历史传说。她的两条幸存的被子至今分别存放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和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我专程前往华盛顿去看鲍尔斯的被子，看过以后觉得，被禁止读书写字的女奴能够以这种颠覆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使记忆鲜活，并保护她们非洲的传统文化遗产，似乎是真实合理的。我设想，像其他人使用纸和笔一样，夏洛蒂使用布和针创造了视觉回忆录，试图将她的生活事件呈现在一条被子上。研究中最令我着迷的一部分就是花上大把的时间来阅读奴隶被以及非洲纺织品上的符号和意象，正是这些阅读引导我去理解代表黑鸟翅膀的黑三角形的概念。

　　如果你想坚持不断地深入阅读这部小说中相关的历史内容，或者更多关于哈丽特?鲍尔斯被子的故事，你或许会想要探索以下这些可读性很强的书：

　　TheGrimkéSistersfromSouthCarolina:PioneersforWomen’sRightsandAbolition,byGerdaLerner.

　　TheFeministThoughtofSarahGrimké,byGerdaLerner.

　　LiftUpThyVoice:TheGrimkéFamily’sJourneyfromSlaveholderstoCivilRightsLeaders,byMarkPerry.

　　ThePoliticsofTasteinAntebellumCharleston,byMaurieD.McInnis.

　　DenmarkVesey:TheBuriedStoryofAmerica’sLargestSlaveRebellionandtheManWhoLedIt,byDavidRobertson.

　　AfricansinAmerica:America’sJourneyThroughSlavery,byCharlesJohnson,PatriciaSmith,andtheWGBHSeriesResearchTeam.

　　ToBeaSlave,byJuliusLester,withillustrationsbyTomFeelings(NewberryHonorbook).

　　StitchingStars:TheStoryQuiltsofHarrietPowers,byMaryLyons(ALANotableBookforChildren).

　　Signs&Symbols:AfricanImagesinAfricanAmericanQuilts,byMaudeSouthwellWahlman.

　　在《长翅膀的女孩》的写作过程中，朱利叶斯?莱斯特教授的一席话在不断地激励我。他的话我一直立在我的书桌上：“历史不只是事实和事件。历史也是心灵的痛楚。我们重现历史，直到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心里感受到另一个人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