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经济下企业发展40年：困惑、选择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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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读人群：大众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国有企业经历转轨过程的40年，即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经历；是民营企业大发展的40年，尤其是伴随着新经济而来的民企的全面升级扩张的经历。这两种企业的发展经历构成了40年的中国经济主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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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读人群：大众

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是国有企业经历转轨过程的40年，即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经历；是民营企业大发展的40年，尤其是伴随着新经济而来的民企的全面升级扩张的经历。这两种企业的发展经历构成了40年的中国经济主旋律，经济崛起的内在力量主要就是来源于此。企业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值得记录的一页。《新兴市场经济下企业发展40年：困惑、选择和希望》通过全面的数据，实证地反映近40年中国企业的发展历史，探讨企业制度的变迁及其原因。

内容简介

《新兴市场经济下企业发展40年：困惑、选择和希望》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研究丛书”之一。《新兴市场经济下企业发展40年：困惑、选择和希望》聚焦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企业改革，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企业制度的变迁或企业革命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其直接和间接的原因何在？企业变革的历程是怎样的，这种变革又带来了什么结果？作者全方位地对这场企业变革的原因、背景、行为、过程以及结果进行详尽描述，忠实地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值得特别记载的这一页。作者在充分详实可靠的实证数据基础上，借助科学的统计描述和计量分析工具，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基础上，提供了对这段转轨历史全面且有深度的理解，也为后代留下中国曾经经历的重大转折时代的历史轨迹。作者按历史发展的线索，探讨了国有、民营、股份和外资这四种企业的发展和演变，着重从经济的发展逻辑，关注这些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与政府或市场的相互关系。

作者简介

刘小玄，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1985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二级研究员。现担任南京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多次赴英国牛津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英国阿斯顿大学和瑞典哥德堡大学等学习与合作研究。曾主持若干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参加并主持若干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和创新工程项目。2005年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94年、2000年、2004年、2014年分别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第三届、第五届和第八届优秀科研成果奖。在国内外经济学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六本，主要有《转轨过程中的民营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中国转轨过程中的产权和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TheMicro-foundationofChina'sMarketEconomy（CengageLearning，2009）、《金融市场化的演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精彩书摘

地方政府历来是比较务实的，没有那么多的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如果再有一点智慧，那么就不难发现，启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哪里。没有一大批有活力的企业，没有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则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依靠传统的国企已经没有出路，那么出路何在？一些地区的改制试点十分明显的提供了示范效应，同时，企业内部也产生了自发改制的冲动，这就是在原有的企业承包制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把过去的三五年承包期变成更长时期，或永久期，则可从根本上改变承包制的最致命的短期行为。这是不少国有企业在承包制的路径依赖下进行的自然选择。

于是，这就涉及所有制的改变了，从承包制到股份制，虽然看起来只是重新签订一个合同的一步之遥，但是涉及两个体制之间的转换，操作起来远非那么简单。首先，需要拿钱来购买企业的股权，经营者才能转变为所有者；其次，国企冗员和不良资产太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当时归结为一句话，“钱从哪里来，人往何处去”？即改制的收购股权和解决不良债务的钱怎么解决，而冗员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成为困扰改制的一大难题。

实际上，改制的所有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个难题而出现的。比较明智、同时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地方政府，能够帮企业较好的解决这些难题，即政府承担一部分责任，利用土地置换等方式来解决不良债务和冗员的经济补偿，最终解决产权转换和冗员问题。然而，不少地方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应承担的改制责任，把全部问题推给企业自己解决，同时也缺乏明确规范的改制细则和相应的监督管理，结果造成改制中各种问题频频出现。

对于改制中职工利益的保护，应当说，至少一直是中央政府努力确保的目标。从这段时期的改制大事记来看，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反复发文强调职工利益保护问题。对于一般改制模式等问题，中央政府很少干预地方的选择，唯有职工问题，一直是强调的重中之重。

企业家的利益目标与职工的利益，通常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企业好了，职工赖以生存的饭碗才有保障。在市场经济下，多数传统的国有制企业名存实亡，工人不可能再指望国家的铁饭碗了，这时，及时地转向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真正推动改制，实现企业良性发展的长远目标，对于职工来说，都应当是一个利好的信号。然而，对于那些借改制来实行掠夺的腐败分子，掠夺的结果是企业垮掉，则职工必然会首当其冲的成为受害者。因此，职工是否拥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判别改制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志之一。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就是区分企业家还是投机家，或者是掠夺者，这是可以选择和识别的。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如果我们良莠不分，善恶不辨，那么就失去了向前发展的正确方向，走进了死胡同。

总之，从改制实践中我们能够发现，凡是考虑到所有可能或潜在的企业权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的，改制大都能够实现比较稳定的转变和过渡。反之，撇下利益相关者，不考虑到这些潜在的权益所有者的利益诉求，企业转型多半很不稳定，矛盾重重，难以实现企业的良性顺利过渡。这是稳定与效率的权衡，这也是渐进改革的一个特点。太急于求成，想一步到位，反而欲速则不达，要走回头路。

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那样，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它的历史使命似乎完成，并进化演变成另一种更高级的组织形态，从乡镇村政府的集体企业——一种准公有企业，经历了股份合作制的短暂过渡，迅速地演化为完全的民营企业。许多中小国企业也自发的摸索出来一条市场经济下的生存之道，国有企业似乎也在经历着这样一场革命，不过这远比乡镇企业更艰难，更痛苦。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迫使所有的企业重新作出选择。

中国的改制转型与正统的意识形态、传统的中国文化（不患寡而患不均、平均主义、轻商重仕等），某些经济理论，都不太相同，因此，在意识形态上似乎很难被各种主流或各种现行思潮所认同。然而这种混合形态的改制，虽然不符合任何规范，也没有什么经典的理论基础，而是一种按着某种自发的摸索和既定形成的路径依赖在开展。这样的改制，按照其自身的逻辑，一步步地展开，适应着每个发展阶段的要求，变换着自身的组织形式，不断地选择最符合现实要求的所有制结构，不断地摈弃原有的束缚生产力的旧外壳，注入某种新的更有生命力的激励元素。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2002年之后出现了高速的增长。同时，国企的利润率也迅速的提高。从2003年开始突破了1000万亿元之后，每年都持续增长，到2006年突破了2000万亿元。为什么这段时期国企会出现改革以来历史上的最好业绩？

1998年以后的国内住房市场的需求高涨带动的经济景气，是国企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从2002年到2006年短短四年，国企利润飙升的另一重要来源在于，其所在的垄断行业贡献了几乎全部的工业国企利润。2006年的7个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即石油开采、煤炭、电力、烟草、有色金属加工、钢铁和交通运输设备，它们的利润总和就相当于全部工业国企利润的90%以上。此外，石油开采和电力这两大行业的国企利润就占全部工业国企利润的60%以上。

国企的改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经过几年的大规模改制，大量低效益的国企的退出或转型，都使得余下的精兵强将成为国企的主力部队，经过轻装上阵的国企，自然战斗力大大加强。此外，大型国企的股份化改造，成为上市公司，或者进入国际化舞台，都使得国企不再是往日的传统国企，而正在越来越多的成为新兴的现代股份公司。

前言/序言

当我提笔写这《新兴市场经济下企业发展40年：困惑、选择和希望》时，思绪不禁又回到了40年前,那是1978年，也是我踏入大学的第一年，这是我生命历程的转折点。不过，我当时还未曾明确地意识到，这一年实际上是中国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之后，我们和祖国一起，共同开始了全新的生命历程，也开始亲历了改革大潮带来的风风雨雨。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我就参加了经济所刚成立的国有企业改革课题组，课题前后持续了5年多的时间。后来，又参加了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比较的课题组等等一系列研究课题，大都与企业改革有关。因此，可以说我们是一直见证和经历着改革的每一步进程，总是处在企业改革的第一线进行观察和思考。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所第一批确定的重点研究项目。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从国有企业改革入手的，选择这个课题完全是由于当时改革的需要，是要为改革提供理论和实证基础。研究课题完全按照实证研究的规范进行，讨论调查的主题，设计调查问卷，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培训调查人员，发放问卷并回收，将问卷数据录入计算机，然后清理数据，计算数据和分析数据，得到统计描述和假设检验的经验数据的结果，最后形成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

这项研究可以说是中国最早进行的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不像当年盛行的教条主义式的研究，而是完全以实践为基础，首先到实践中去进行试调查，发现问题，形成基本逻辑思路，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问卷设计，把问卷发放下去，看看反馈，经过几个来回，最后再把确定后的最终问卷通过国家统计局系统发放到企业。我们不仅从这一整个研究过程中受益良多，学到了很多研究路径和方法，掌握了如何用现代经济学做研究的核心思路，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通晓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信息和以往难以得到的第一手数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带着问题去学习理论，去实地考察，去进行研究，去处理和分析数据，并享受这个过程带来的快乐。

不过，当年的研究团队的成员，下海的，出国的，改行的，调离的，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30年弹指一挥间，当我再去寻找当年的一些调查材料时，泛黄的纸张，印刷低劣的小册子和书籍，都似乎在显示着某些历史的沧桑。翻开这些80年代企业课题调查的原始材料，一页一页的当年实践经历，似乎都变得那么鲜活。当年在企业进行调查访谈的那些细节，大家一起热烈讨论的场面，在计算机房练习操作和编写程序的日日夜夜，也都还历历在目。

这是一个激情似火的年代，人人都抱着一个美好的信念，都抱着对中国未来改革成功的希望和憧憬，大家都在发奋和努力，都在想着怎么为中国的改革出谋划策，或者深沉思考，或者热情洋溢，或者奔走呼喊，或者献言献计，思想的火花在不时的碰撞，思考的轨迹在不时地展现出未来的蓝图。然而，热情不能代替理性，改革更多的需要脚踏实地的研究和思考，需要沉下心来，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那种风靡一时、哗众取宠式的所谓理论家，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昙花一现，很快就会被人们淡忘。

回顾20世纪80年代，那时经济学家们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小心谨慎的引进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概念，然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来自实践，来自时间和历史的考验。40年来，我们证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再有一个40年，或许我们能证明更多。

随着中国改革转轨向纵深发展，形势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利益的盘根交织，各种问题的牵一发动全身，各种多元化系统性的均衡点的权衡，都不像改革初期那么简单，而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更深入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最值得记录的一页就是企业改革。没有这场企业制度的变革，中国的发展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当我们开始进入人均2000美元的小康时代，我们可曾想到过，这些财富来自何处？成千上万的能够创造价值的经济的原子——企业的大量涌现，无数充满活力的企业的重生，都是借助谁的力量？仿佛存在着某种无形之手，创造出以前从未有过的巨大生产力，使得改革开放的40年的经济发展，堪称奇迹，似乎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鼎盛朝代。我们作为这一时代的亲历者和直接见证人，有责任和义务来记录和重现这一段历史。

《新兴市场经济下企业发展40年：困惑、选择和希望》将尽可能真实的描述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所经历的这场革命。它没有刀光剑影，而是被市场经济开放的大潮所不断推动，渐渐地在发生演变和进化。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企业制度的变迁究竟是如何发生，其直接和间接的原因何在？企业变革的历程是怎样的，这种变革又带来了什么结果？我们试图全方位的对这场企业变革的原因、背景、行为、过程以及结果进行详尽描述，忠实地反映中国历史上值得特别记载的这一页。

我们将在充分翔实可靠的实证数据基础上，借助科学的统计描述和计量分析工具，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基础上，试图提供一个对于这段转轨历史的全面的和有深度的理解，也为后代留下中国曾经经历的重大转折时代的历史轨迹。

《新兴市场经济下企业发展40年：困惑、选择和希望》将按历史发展的线索，结合其内在的理论逻辑，来描述和展开这个过程。历史的发展不仅是单纯的编年史或大事记，而是充满着制度演变的内在逻辑的必然性。因此，我们将把上述理论框架融合到历史演变的过程来进行研究，使得40年的改革历史不再是简单的一系列事件的堆砌，而是按照深刻的社会历史的内在发展逻辑来推进的。所以，我们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以实证方式来记录历史，同时把历史发展的经验数据和事实的描述与经济科学的理论逻辑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