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时代：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书海网短评：
1、由50人论坛众多*专家就各自重点研究领域全面解读本年度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及其未来走势，为相关政策制定部门和研究机构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论坛的发声也为中国建立现代经济体系，保持经济持久稳定增长提供了智力支持和政策建议。2、

编辑推荐

1、由50人论坛众多*专家就各自重点研究领域全面解读本年度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及其未来走势，为相关政策制定部门和研究机构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论坛的发声也为中国建立现代经济体系，保持经济持久稳定增长提供了智力支持和政策建议。
2、《中国经济新时代：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长安论坛的演讲文集，观点鲜明、解读*、直击要点，是经济研究者和经济学爱好者了解中国经济不可多得的原创作品。

内容简介

《中国经济新时代：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长安论坛”每年推出的研究中国经济的品牌读物，汇聚了中国经济研究领域的*研究专家，对中国经济各领域的深度解读与分析，涉及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风险、汇率改革、产业政策等多个经济热点话题，为公众解读中国经济多领域改革与政策。
书中既有对继续推进中国经济改革的宏观政策分析，把脉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长期挑战，又包含了对“三农问题”、中国制造业以及金融监管等关系到整体经济安全运行的具体问题的真知灼见，并在大量宏观经济数据的支撑下，给出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开创中国经济新格局的政策建议。

作者简介

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
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金融、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问题。
陈锡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许善达，高级经济师，注册会计师。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顾问、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

目录
前言

第一章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常态下的中国发展之路
新常态下的有关政策调整
抓住重大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关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二章金融国际化与现代经济体系

杠杆率上升的因与果
杠杆率：基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分析
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汇率政策和外储
亚洲金融危机二十年
城镇化与土地制度改革

第三章应对金融新周期增强创新能力

长周期与创新
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特色小镇的政策红利与投资风险
新形势下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的改革与发展

第四章经济转型中的产业政策新论

新一轮工业革命与中国制造业发展
产业政策面临的问题：不是存废，而是转型

第五章经济发展新途径及其面临的挑战

经济增长的平台、周期与动能
从宏观全局看破解“三农”难题
如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四个陷阱”的历史经验与中国发展面临的长期挑战

精彩书摘

产业政策面临的问题，不是存废，而是转型
吴敬琏

去年林毅夫、张维迎两位教授在北大有一场引起了学界、产业界和政界广泛关注的产业政策讨论。我读了他们两位的讲演以后也做了一些研究。今天我把自己学习的收获跟诸位做一个交流。
采取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不过去年两位教授的讨论一开场主持人就点明，讨论的主题是“中国到底需不需要产业政策”。这样，讨论的重点就从产业政策本身移到了“要”、还是“不要”产业政策上。参与讨论的两位教授对这个问题各自持有比较绝对的意见，一个说中国非常需要产业政策，一个说中国不能要产业政策。这使整个讨论变成一个无法证伪的“信念之争”，很难深入下去，也很难对实际工作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产业政策有两种主要的类型

为什么讨论陷入到这么一种困境呢？在我看来，关键就在于没有意识到，产业政策是有不同类型的。我们当前应当面对和研究的问题，不是全称肯定产业政策，或者全称否定产业政策，而是应当采取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或者像哈佛大学的罗德里克（D.Rodrik）教授在《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2007）一书里所说：一方面，“产业政策已死”是夸大之辞，实际上世界各国有越来越多的产业政策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产业政策，而是更好的产业政策”。
我就从这个问题谈起。不管是全称否定产业政策的论者，或者是全称肯定产业政策的论者，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产业政策是有不同类型的。有些人心目中的产业政策，仅仅是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从日本引进的那种产业政策，或者说，是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所采取的那种产业政策。其实那种产业政策只是产业政策多种类型中的一种，世界上并不是只有这一种产业政策。
据考证，“产业政策”是日本人的发明。它由日本政府的通商产业省（简称通产省）在1970年前后开始使用。不过早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上半期的统制经济时代，这种政策的基本内容已经现出了雏形。到了50、60年代，它们就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系统的运用。
战后初期的日本经济体制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是占领军当局要求否定日本战争时期的统制经济，实现自由化。在占领军当局的压力之下，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例如，解散了财阀集团，实现了价格自由化，颁布了反垄断法，加强了反卡特尔执法。这些措施的朝向是建立起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是同时还有另外一种趋向，就是继承战争时期统制经济的一些遗产，由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干预经济。在战后的日本，掌管产业政策的主管部门特别是通产省与掌管反垄断政策的公正交易委员会之间经常发生矛盾，甚至“双方长期扮演了互相为敌的角色”。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前一种趋向有所削弱，后一种趋向则有所加强。
华裔美国社会学家高柏1997年写过一《中国经济新时代：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题目是《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详细地论证了日本在上世纪50、60年代实行的产业政策，实际上延续了日本战时形成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很特别的人物。他们有着双重特色：一方面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是国家主义者，这《中国经济新时代：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比较客气地把他们叫做民族主义者，也有人把他们叫做军国主义者。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不许在大学里面教书，有的人就退向书斋为政客们做一些政策研究工作，还有一些人到了东北，帮助关东军推行统制经济。战后，这些经济学家成为政府对经济干预政策的主要推手。比如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朋友有泽广巳，就是战后初期日本产业政策的重要推动者。向重化工业倾斜的“倾斜生产方式”就是他们提出的。甚至“重化工业”这个除少数东亚国家不见使用的词语，也是他们创造出来的。总之，一是由于有日本在战时统制经济的这种遗产，二是在这样一批经济学家的助推下，日本在上世纪50、60年代采取了一系列后来被叫做“产业政策”的这一套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
战后初期的日本产业政策有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是产业结构政策，另一个是产业组织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产业结构政策。根据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小宫隆太郎等在《日本产业政策》（1984）一书中的描述，产业结构政策这一概念意味着“政府为改变产业间资源配置和各种产业间私营企业的某种经营活动而采取的政策。”换句话说，就是运用财政、金融、外贸等政策工具和行政指导的手段，有选择地“促进某种产业或者某些产业的生产、投资、研究开发、现代化和产业改组而抑制其他产业同类活动的政策”。所以，这种产业政策后来被叫做“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或“差别化的产业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则是意味着扶植大企业，实现产业的集中化和众多小企业围绕大企业进行的“事业共同化”。
不过在去年的那场讨论中，许多人没有注意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产业政策还有别的选项，就是说，有其他类型的产业政策可供选择。只要读一下有关产业政策讨论的历史文献，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国内外的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日本经济从1955年开始的10%以上的高速增长，就是主要得益于上面所说的这种选择性的产业政策。但是1973年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使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石油价格猛涨，日本发生了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前后四年的时间中，GDP年平均增长率从10%以上下降到负数。许多有识之士，特别是一些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对当时执行的产业政策提出了质疑。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东京大学资深教授小宫隆太郎。他组织了几十位经济学家，经过两年时间的研究，对日本的产业政策提出了一套研究报告。这套报告编成《日本的产业政策》一书在1984年出版。它对日本50、60年代执行的选择性产业政策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的分析。这些经济学家并不全称否定实施产业政策的必要性，而是认为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之下，可以也应该采取所谓“功能性产业政策”来弥补市场失灵，恢复提升市场的功能。
在现实的压力和学者的批判之下，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了从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的转变。按照东京大学的另一位资深教授植草益的说法，从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反思开始，日本的产业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就是开始从利用补助金、低利贷款、税收等进行的政策干预，转向用提供有关产业结构的长期展望和国际经济信息来诱导民间企业的产业政策。
国际论坛在分析不同类型的产业政策时用语往往不同，但是内容却是大体相同的，即把产业政策分成两种主要的类型，一种叫做选择性的、纵向定位的、或者硬性的产业政策；另一种叫做功能性的、横向定位的、或者软性的产业政策。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接触日本战后初期的产业政策，接着引进了这一套产业政策。当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读过当时在国内流行的颂扬选择性产业政策以及它的主要执行者—通产省的书刊，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Vogel）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约翰逊（C.Johnson）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等。很少有人知道，还有其他类型的产业政策。更不知道日本经济学界已经对这套现行的产业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性研究。
当时我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日本产业政策的主要引进者。中心主任马洪同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他既是选择性产业政策的主要推手有泽广巳的朋友，也是组织了对这套政策批判的小宫隆太郎教授的朋友。1985年在冲绳召开的中日经济学术交流会上，小宫教授向马洪院长郑重指出，现在世界上一些流行著作对日本产业政策的实际效果普遍存在着评价偏高的倾向，自己和其他几十位日本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做了全面的考察和讨论，现在把这《中国经济新时代：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送给你供中国朋友参考。马洪院长回国以后让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日本研究所把这《中国经济新时代：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翻译出来，在1988年正式出版。不过它的影响很小。我们拿到这《中国经济新时代：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中译稿以后，也没有做深入的研究。总之，我们当时对于日本产业政策的认知是很不深入、很不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