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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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亲自编著！　　（2）七次再版，持续畅销！　　（3）一书荟聚世界知名贸易经济学家真知灼见！　　（4）纵览美、日、法等发达国家如何玩转贸易政策！

编辑推荐

　　（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亲自编著！

　　（2）七次再版，持续畅销！

　　（3）一书荟聚世界知名贸易经济学家真知灼见！

　　（4）纵览美、日、法等发达国家如何玩转贸易政策！

　　（5）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余淼杰教授倾情作序！

内容简介

　　随着全球贸易的迅速增加，各国都出台了一系列被认为有利于本国经济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政府积极运用补贴或出口鼓励等措施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扩大市场份额，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检验了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不同时期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果，读者不仅可以从《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中清晰了解国际贸易理论，还可以汲取各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经验教训。

作者简介

　　克鲁格曼，为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和索洛的爱将，曾成功预言亚洲金融危机，被人们誉为“自凯恩斯以来，文章写得zui好的经济学家”。

精彩书摘

　　导论：贸易政策的新思路

　　保罗·克鲁格曼

　　《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中收集的论文是为开一个很不寻常的研讨会做准备的。在这个研讨会上，两部分平时很少直接联系的人坐到一起。一边是政府官员和私人企业的代表，他们对贸易政策的关心完全是从日常事务的实际问题出发的；另一边则是学术界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他们思考而不是制定贸易政策或处理有关政策上的问题。虽然一些“关心实际问题”的与会者们与学术研究也有联系，一些学术界的人士也从事商业与政府工作，然而从总体上讲，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发起的是一次由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的人进行的研讨会。本导论的目的在于帮助解释这样一次会议的必要性。因为这《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和这次会议一样，主要针对商界与政界人士，而非学术界人士，所以我的论文主要解释为什么贸易政策的新思路虽然有时看上去显得抽象并与现实问题脱节，但对于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此外，我还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学者们需要与政策制定者或工商界人士进行交流，为什么这种交流的结果是互惠互利的。

　　......

　　《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中的论文是围绕贸易政策的新思路组织安排的，论及了四个主要方面。第一是贸易政策变化的理论基础；第二是新贸易政策的内容；第三是对实际贸易政策的评价；第四是新思想对未来的意义。在第一部分的文章中，第一篇是贸易政策新思想这一学派的创建者之一詹姆斯·布兰德（JamesBrander）的文章。布兰德将传统的经济分析、博弈论研究的新进展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依据联系起来，进行了令人深思的讨论。吉恩·格罗斯曼对布兰德的文章作了补充。格罗斯曼是最有影响的对积极贸易干预持怀疑态度的人之一，他清楚地描述了由于情况十分复杂和存在不确定性，这会妨碍任何将布兰德的理论付诸实践的雄心勃勃的尝试。

　　第二部分的文章以巴巴拉·斯潘塞（BarbaraSpencer）的文章作为开始，她是这个新领域的另一个奠基人。斯潘塞提出了以下问题：假设政府试图采取与企业一样的方式制定国际竞争战略，其内容应该是什么？斯潘塞提供的答案指出了新思想的力量和将它们付诸实践所面临的困难。接下来，米歇尔·博鲁斯（MichaelBorrus）、劳拉·泰森（LauraTyson）和约翰·齐斯曼（JohnZysman）用在伯克利国际经济学圆桌会议中收集到的大量案例研究，从不同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讨论，对政府政策在高科技领域国际竞争中的作用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最后，乔纳森·伊顿（JonathanEaton）讨论了一个与本会组织者有关的问题：信贷政策在一个贸易经常受到金融约束的世界中的作用。

　　第三部分讨论了此类政策的实际经验。山村光三（KozoYamamura）关于日本经济的讨论表明，“战略性”的观点的确已贯穿在日本政府的政策制定中，并主导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山村也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所实行的信贷与外汇管制政策的经验，对日本和我们的未来都不是一个好的指导。杰弗里·卡林纳（GeoffreyCarliner）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讨论了战略性政策，他强调在实践中政策是由许多动机共同决定的。接着，威廉·克莱因（WilliamCline）对我们那些有问题产业的政策进行了分析。他发现，虽然政策的目标常常是调整与恢复竞争力，而实际上政治力量左右了具体的政策选择，而且没有几个受到保护的产业真正恢复了竞争力。

　　第四部分作者展望未来。大卫·理查森（J.DavidRichardson）陈述了新思想对国际体系的含义，重述了布兰德提出的问题，强调国家的贸易战略相互影响的问题。威廉·布兰森（WilliamBranson）与阿尔文·克兰沃里克（AlvinKlevorick）回顾了为使政策制定者与学者们能经常联系所作的努力，指出这种新思想将对现实产生多大的影响。最后，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Dixit）告诉我们要谨慎从事，他提醒我们不要因为新思想的光辉就抛弃了那些经过千辛万苦才得来的真知灼见，尤其是当这种思想能被用于政治目的时。从这个简单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并不是在讲述一个观点或得出一个结论，这并非《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的目的所在，而是为了促进最具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和深思熟虑的实干家们之间的交流。在这一点上，我相信它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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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序言

　　中信出版社的吴素萍老师和乔卫兵老师盛情邀请我为《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的中文版再版写个序言，虽然近期杂事特多，但我还是欣然应允，一方面是盛情难却，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这《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的重要性。

　　《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Krugman）教授主编的一本专门研讨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会议专刊。如同克鲁格曼教授在导言中提到的，该书并非是一本技术性很强的专门为学院派专业研究者写的论文集，而是面对政策制定者和对经济学感兴趣的读者量身定做的入门普及型介绍读物。所以，即使没有很强的专业背景，读者也可以轻而易举地领略书中精髓。而这篇小序则旨在帮大家快速地了解书中主要内容，以及对当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可能借鉴意义。

　　书中最重要的内容无疑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按照经典国际贸易理论，小国的最优贸易政策是零关税，因为征收任何进口关税都会导致经济的扭曲和福利的损失，因而最优的设计就是政府当守门员，啥事都不做，市场自然会有一只无形而无所不在的手，使得经济有条不紊地健康发展。那对大国呢？大国因为在国际贸易中进口地位重要，出口伙伴国会降低本国出口品价格去抢市场份额，所以征收关税虽然会改善该国的贸易条件，可能有利于其国民福利。但问题是，“堤内损失堤外补”，其他国家也会模仿，在其他产品上采取报复性的高关税，所以，到头来，大国征收也不见得是好事。说白了，不管大国小国，在贸易政策上，就是别瞎折腾，老庄的无为之道就是最佳策略。

　　好了，这样各国政要都可以放心睡觉了。因为开放经济的好坏不在于政策制定者的水平，而在于国际客观环境，大家都可以放心地当甩手掌柜了。

　　不过，问题是，面对同一国际客观环境，为什么有的国家外贸发展迅速？相关产业蓬勃发展？而有的国家经济和产业长期萎靡不振？

　　对此，在这《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中，布兰德和斯潘塞教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解释，那就是政府可以对某些部门进行重点扶持，特别是那些具有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比较大的市场份额但同时也面临激烈国际竞争的产业。通过给予各种形式的政策支持（比如研发补助、出口信贷支持），这些产业会因为本国产业政策的扶持而变得强大，在与国外同行竞争中拔得头筹，这种产业政策会特别有效，特别是在典型的寡头垄断竞争市场中。

　　有没有例证呢？当然有，比如说美国波音（Boeing）和欧盟空中客车（AirBus）的竞争。比如说，两家巨头都想开发巨型客机如波音B777和空中客车A390，但如果两家都大量生产，那么因为市场国际需求不够，后开发大型客机的厂商肯定要吃亏。如果一家公司进入，另外一家的最优策略就是退出；反之亦然。这样，博弈的结果就取决于时间先后，简单的企业最优策略是先下手为强。但是，如果美国政府能给波音提供大量的政策扶植（比如研发补助），那么无论空中客车做什么选择，得到补助的波音最优的策略肯定是进入市场。给定这个补助信息是公开可得，那么，空中客车的最优策略是选择退出。这样，波音是赢者通吃。就整个国家福利而言，美国只是付出了少量的投入——政府投入，而获得整个市场从而可以攫取巨利，何乐而不为？这就是策略性贸易政策的精髓！

　　换言之，政府可以有所作为。在有效市场之外，还可以有个有为的政府。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布兰德和斯潘塞教授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传统的贸易理论大相径庭，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其观点一提出开始，就引起了热烈的学术讨论。思辨主要体现在其理论假设是否真实和其政策实践是否有效。《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正是这一思辨的一个集中体现。

　　争论的一个关键核心是政府扶持产业的信息是否是公开的。怀疑者认为，如果产业扶持力度不是公开的，而且如果竞争性企业的外国政府也同样实施扶持政策，那博弈有可能出现最差的纳什均衡：两家巨无霸企业同时进入市场，并两败俱伤。更坏的是，两国政府所付出的成本更是“颗粒无收”，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两国的福利都是变得更差。退一步来讲，哪怕不考虑外国政府可能模仿实施策略贸易扶持，一国政府也很难界定哪些产业是需要扶持，或者适宜的扶持力度有多大。换言之，理论上，战略性贸易政策可能有效，但它的实现会受到许多现实的限制。所以，要达到“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两者相得益彰，对政策制定者的水平有很高的要求，所谓，政策“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此外，《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进一步讨论了另外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产业政策有没有用？通常坊间的一个误识是产业政策只有拉美各国采用过，而且结果是一团糟、瞎折腾。但克鲁格曼主编的这《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清楚地告诉过读者，包括美国、日本、法国等西方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在不同时段、不同产业、不同程度都采用过产业政策。更重要的是，总体而言，效果蛮好，利大于弊。

　　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取代德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从那时起，美日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特别微妙。日本政策制定者在70年代已意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强调为保持日本的长期核心竞争力，日本必须从物质资本丰富型国家向人力资本国家过渡；同时必须保持日本在传统资本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事实上，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做得很成功，日本的汽车、摩托车出口增长很快，并占据了美国相当的市场份额。

　　狼来了，山姆大叔怎么办？“屠龙术”主要有三招。一是通过《广场协议》等多次国际商贸金融谈判要求日元升值，这主要是金融汇率手段，不在《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的探讨范围。二是威胁要对日本汽车产业实施高关税贸易制裁，威迫日本自愿实施出口配额，限制其汽车出口。三是对摩托车行业实行产业保护，以应对铃木等摩托制造大咖的出口威胁。三管齐下之后，美国汽车、摩托车产业终于渡过难关，保住了它们在国内市场的半壁江山。

　　“几家欢喜几家愁”，在美国强势的产业政策之下，日本只是在汽车产业上找到了出路。表面上，日本汽车“明修栈道”，同意自愿出口限制；另外一方面却“暗度陈仓”，政府鼓励日本企业到美国国内建厂，进行绿地投资。结果也还是占据了相当的市场份额。然而，日本经济或因为日元的长期升值，终于迎来了长达三十年的“垮掉时代”，“无可奈何花落去”。

　　正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台”，今天中国终于全面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整个美国沃尔玛都充斥着“中国制造”商标的今天，“中国威胁论”有增无减，中美关系也如同三十年前的美日关系一样微妙。中国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日本？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要不要产业政策？或者说，如何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而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无疑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帮助我们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这《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的各章作者和评论人都是全球一流的贸易经济学大家。提到的布兰德教授和斯潘塞教授除了是长期默契的合作者以外，还是夫妇！一对伉俪以己之力开创了国际贸易的新篇章——目前战略性贸易政策已成为所有国际贸易教材的必备内容。比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罗伯特·芬思厥(RobertFeenstra)教授风靡全球的本科国际贸易教材就有专门章节介绍战略性贸易政策。而布兰德教授和斯潘塞教授论文的评论人吉恩·格罗斯曼教授更是国际贸易学领域的翘楚。有一则故事：有学者问到享誉全球的老一辈贸易理论大师、已故的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罗伯特·包德温(RobertBaldwin)教授一个经济学难题时，他深思后答：“这个问题建议你问我儿子和我女婿。”问者自然知道他儿子是克鲁格曼的长期合作者理查德·包德温(RichardBaldwin)教授，但不知他女婿是何许高人·答：吉恩·格罗斯曼。这一家可谓是国际贸易学界的“三苏”。最后，就翻译水平而言，我的同事和领导海闻教授主持翻译的这《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通俗易懂，“信、达、雅”并馨，相信读者可以越过原著语言的障碍而轻松地掌握书中精髓！

　　是为序。

　　余淼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

　　2016年8月1日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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