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全评新注世说新语》是南北朝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组织编纂的一部笔记小说，主要记述了东汉末年至晋宋之际人物的言谈轶事。南朝梁代刘孝标又为《全评新注世说新语》作注，引证了大量相关的史料，进一步丰富了《全评新注世说新语》的内容。《全评新注世说新语》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分为三十六个门类，共一千多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受到历代读者的重视。
　　《全评新注世说新语》则是一本全新的整理本。作者蒋凡、李笑野、白振奎三位先生，分别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的著名教授，学殖深厚，学术成果众多。《全评新注世说新语》以南宋时期流传至日本的《世说新语》古老版本为底本，进行标点整理，同时对原文中的人物和疑难字词加以注释，注释之后再作细致的评论——评论或解释相关的历史背景，或引证相关的历史记载，或援引相关的评点文字和历代的研究成果，内容极为丰富，为了解《全评新注世说新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总之，这是一本非常优秀的《世说新语》读本。

作者简介

　　蒋凡，1939年生，福建泉州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与文论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叶燮与原诗》、《三管诗话校注》、《中国历代文论选》（与郭绍虞）、《先秦两汉学批评史》（与顾易生）、《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与顾易生、刘明今）等，并校点《玉谿生诗集笺注》等。
　　
　　李笑野，1955年生。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图书馆馆长。主要著作有《周易要义》（与蒋凡合著）、《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等。
　　
　　白振奎，1971生，辽宁海城人。2001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资料中心主任。专著有《胡适人格》。

精彩书评

　　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诡奇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世说新语》，记录魏晋清谈之书也。其书上及汉代者，不过追述缘起，以期完备之意。惟其下迄东晋之末刘宋之初迄于谢灵运，固由其书作者只能述至其所生时代之大名士而止，然在吾国中古思想史，则殊有重大意义。盖起自汉代之清谈适至此时代而消灭，是临川康王不自觉中却于此建立一划分时代之界石及编完一部清谈之全集也。
　　——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目录

前言
上卷
德行第一
言语第二
政事第三
文学第四

中卷
方正第五
雅量第六
识鉴第七
赏誉第八
品藻第九
规箴第十
捷悟第十一
夙惠第十二
豪爽第十三

下卷
容止第十四
自新第十五
企羡第十六
伤逝第十七
栖逸第十八
贤媛第十九
术解第二十
巧艺第二十一
宠礼第二十二
任诞第二十三
简傲第二十四
排调第二十五
轻诋第二十六
假谲第二十七
黜免第二十八
俭啬第二十九
汰侈第三十
忿狷第三十一
谗险第三十二
尤悔第三十三
纰漏第三十四
惑溺第三十五
仇隙第三十六

精彩书摘

　　1.1陈仲举言为士则①，行为世范②，登车揽辔③，有澄清天下之志。《汝南先贤传》曰：“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有室荒芜，不扫除。曰：'大丈夫当为国家扫天下。'值汉桓之末，阉竖用事，外戚豪横。及拜太傅，与大将军窦武谋诛宦官，反为所害。”为豫章太守④，《海内先贤传》曰：“蕃为尚书，以忠正忤贵戚，不得在台，迁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⑤，欲先看之⑥。谢承《后汉书》曰：“徐？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清妙高时（他本作”襢“），超世绝俗。前后为诸公所辟，虽不就，及其死，万里赴吊。常预炙鸡一只，以绵渍酒中，暴干以裹鸡，径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渍绵，斗米饭，白茅为藉，以鸡置前。酹酒毕，留谒即去，不见丧主。”主簿白⑦：“群情欲府君先入廨⑧”。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⑨，席不暇⑩。许叔重曰：“商容，殷之贤人，老子师也。”车上曰式。吾之礼贤，有何不可！“袁宏《汉纪》曰：“蕃在豫章，为？独设一榻，去则悬之，见礼如此。
　　【注】①陈仲举（？-168）：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今属河南）人。性方峻，不交非类。不畏强御而直言极谏，终为宦官所害。士则：士人典则。②世范：世人典范。③登车揽辔（pèi配）：登上公车而持缰驭奔。泛指出仕为官。④豫章：古郡名，治所在今江西南昌。⑤徐孺子：徐？字孺子，汉末隐者，有”南州高士“之称。
　　⑥看：探看，访问。⑦主簿：官吏名称。汉时中央及地方郡县均置此属官，职在典领文书，参与机要，办理政事。⑧府君：古时太守敬称。廨（xiè械）：官署。⑨武王：指周武王姬发。式：通”轼“，车前横木，这里作动词用，指乘车前往。商容：传说中的殷商遗贤。闾：里巷之门，这里指家门。⑩席不暇：席子尚未坐暖。，”暖“的异体字。
　　【评】据《后汉书·陈蕃传》，同一故事，是东安太守礼遇周趚，与《世说》不同。然唐王勃《滕王阁序》有”徐孺下陈蕃之榻“的名言，充分说明了《世说》的影响及魅力。礼贤下士，是当时人们称颂的美德，与士人们匡时救国的理想密切相关。史称陈蕃性”方峻“，不交非类。但对贤人高士则不因其地位卑微而轻之，悬榻示敬，正见其评价人物以道德为先，而非以功名爵禄为准。本则故事，言约旨远，正气凛然。”澄清天下“诸语，掷地铿然有声，见后汉志士仁人力挽狂澜理想之远大。思想是行为的指南，陈蕃最后明知必死，而慷慨赴义，终成一代士人之典范。
　　1.2周子居常①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②，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③。”子居别见。《典略》曰：“黄宪字叔度，汝南慎阳人。时论者咸云'颜子复生'。而族出孤鄙，父为牛医。颍川荀季和执宪手曰：'足下，吾师范也。'后见袁奉高曰：'卿国有颜子，宁知之乎？'奉高曰：'卿见吾叔度邪？'戴良少所服下，见宪则自降薄，怅然若有所失。母问：'汝何不乐乎？复从牛医儿所来邪？'良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所谓良之师也。'”
　　【注】①周子居：周乘字子居。汉末汝南安城（今河南正阳东北）人。《世说·赏誉》第1则刘注引《汝南先贤传》云：“天姿聪朗，高峙岳立，非陈仲举、黄叔度之俦不交也。……为太（泰）山太守，甚有惠政。”②时月：泛指数月。黄叔度：汉末汝南慎阳（今河南正阳）人。出身贫贱而德行高尚，世誉之颜渊再生。《后汉书·黄宪传》论曰：“将以道周性全，无德而称乎？”所谓“无德”，言其“德大无能名焉。”③鄙吝之心：浅薄庸俗的贪婪之心。
　　【评】据《后汉书·黄宪传》，语出同郡陈蕃、周举之口，当属传闻有异之故。但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黄宪道德高尚，士人有口皆碑，故范晔传论称其“言论风旨，无所传闻”，美其道德之广大无涯，与道家无德之谓至德相似。宪一介布衣，乡间兽医之子，能够流誉人口，当与汉末士林清议或汝南月旦有关，隐约透露出激清扬浊的传统美刺精神，是医治浊世的一剂清醒剂。
　　1.3郭林宗至汝南①，造袁奉高②，《续汉书》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学至城阜屈伯彦精庐。乏食，衣不盖形，而处约味道，不改其乐。李元礼一见称之曰：'吾见士多矣，无如休（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唱（喈）为作碑，曰：'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征，泰曰：'吾观乾象、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遂辞以疾。”《汝南先贤传》曰：“袁闳（阆）字表（奉）高，慎阳人。友黄叔度于童齿，荐陈仲举于家巷。辟大尉掾，卒。”车不停轨③，鸾不辍轭④。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⑤。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⑥，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⑦。”《泰别传》曰：“薛恭祖问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诸汜（碄）滥，虽清易挹耳。'”
　　【注】①郭林宗：（127-169）：郭泰字林宗。汉末太原介休（今属山西）人。学识渊博，居家教授，生徒千数。尝游京师洛阳，与李膺友善，名震京师，士林宗望。还乡时，送者车千乘。以清议品题士人公卿，不入仕途而愈增其身价。②袁奉高：袁阆字奉高，汉末汝南慎阳人。刘注引《汝南先贤传》作“袁闳”，余嘉锡《笺疏》证其误。按：袁宏字夏甫，袁安玄孙，史称安为汝阳人。③车不停轨：指谈话不长即继续前行。轨，车辙。④鸾不辍（辍ｃｈｕò绰）轭（è饿）：车铃之声不断。辍，停止。轭，马具，状如“人”字形，驾车时套于牲口颈上以资牵引。⑤弥日信宿：一连几天。弥日，整天。信宿，二夜连宿。
　　⑥汪汪：深而广袤。万顷之陂（ｂēｉ杯）：烟波浩渺，未可深测。陂，池塘，这里喻其广如湖泽。⑦“澄之不清”以下四句：喻其人德行，高深难测。
　　【评】郭泰是汉末在野的士人清议领袖之一。当时的乡闾清议，一方面与举荐人才有关，一经品题，身价陡增；另一方面汉末社会极端腐败，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此起彼落，争权夺利，进一步掀起党锢之祸，镇压正直士人，于是朝廷钳口，所以乡闾清议又转为对抗黑暗专制的舆论动员。郭泰离京，千乘相送，犹如一次抗议大游行，道理在此，说明人心所在。其称美黄宪“澄之不清，扰之不浊”，正是处于混浊之世，士人保持其高洁人格以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清醒认识。据《后汉书·郭泰传》，宦官集团谋杀陈蕃等，泰悲恸而叹：“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正说明当时士人对于国事的关心与无奈之心态。晋葛洪批评郭泰：“周旋清谈闾阎，无救于世道之凌迟”（见《抱朴子·正郭》篇），实在是不明形势的过激偏见。另，近人陈寅恪以为魏晋“清谈之风实由郭泰启之”，从理论思辨角度着眼，间接说明了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的渊源关系，也可另备一说（见万绳南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45页）。
　　1.4李元礼风格秀整①，高目（自）标持②，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③。薛莹《后汉书》曰：“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抗志清妙，有文武隽才。迁司隶校尉，为党事自杀。”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三泰（秦）记》曰：“龙门，一名河津，去长安九百里。水悬绝，龟鱼之属莫能上，上则化为龙矣。”
　　【注】①李元礼（110-169）：李膺字元礼，汉末颍川襄城（今属河南）人。在朝清议领袖之一，与杜密并称“李杜”。因反对宦官专政，被太学生称为“天下模楷”。后遭党锢之祸，死于狱中。②高目：诸本作“高自”，是。标持：犹标置。高自标持，即自我要求和评价都很高。③名教：指儒家以正定名分为中心的传统礼教。
　　【评】《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云：“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直之风，于斯行矣。”于此可见汉末清议的风气及其政治影响。李膺是当时党人领袖之一，为了发扬清议以正世风，就必须注意培养人才，李膺奖拔士人，著眼于此。当时士人舆论，特别是太学生，几乎是以李膺之言为准的，所以有“李膺言出于口，人莫得违也”之说（见《太平御览》卷四四七引袁子正语）。士人得其赏识，自然身价百倍。跃登龙门之叹，比喻生动贴切。另，汉末清议影响举荐用人，后来又逐渐影响魏晋之世九品中正的品评，于是世家大族日渐成形，如经李膺品题的颍川陈萛、荀淑二氏，终成魏晋南北朝的高门士族。
　　1.5李元礼尝叹荀淑、锺皓①，《先贤行状》曰：“荀淑字季和，颍川颍阴人也。所拔韦褐刍牧之中，执案刀笔之吏，皆为英彦。举方正，补朗陵侯相，所在流化。锺皓字季明，颍川长社人。父祖至德者（著）名。皓高风承世，除林虑长，不之官。人位不足，天爵有馀。”曰：“荀君清识难尚②，锺君至德可师。”《海内元（先）贤传》曰：“颍川先辈，为海内所师者：定陵陈锺（？）叔，颍阴荀淑，长社锺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识难尚，陈、锺至德可师。'”
　　【注】①荀淑：（83-149）：汉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好学而不为章句，见讥于俗儒。以德行及识人闻世。治事明理，人称“神君”。后弃官归隐。时贤李固、李贤等拜他为师。锺皓：汉末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隐居密山，敦《诗》《书》而悦礼乐，教授门徒千馀人。与同郡陈萛、荀淑、韩韶称颍川四长。后为郡功曹，旋自劾去。公府征辟不赴。②清识：识见清朗。尚：超过。
　　【评】品题人物，是汉末清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此风一开，迅速蔓延，席卷了魏晋六朝。而汉末李膺、郭泰等，是其先驱。其所品题，高度概括而言约旨远。故经其品题即士林传诵，并非偶然。时代需要和个人的敏锐观察能力，都有关涉。
　　1.6陈太丘诣荀朗陵①，贫俭无仆役。《陈萛传》曰：“萛字仲弓，颍川陈（许）昌人。为闻喜令、太丘长，风化宣流。”乃使元方将车②，《先贤行状》曰：“陈纪字元方，萛长子也。至德绝俗，与萛高名并著，而弟谌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雁成群，世号三君，百城皆图画。”季方持杖从后③，长文尚小④，载著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⑤，慈明行酒⑥，馀六龙下食⑦，张？《汉纪》曰：“淑有八子：俭、绲、靖、焘、汪、爽、肃、敷（）。淑居西豪里，县令苑康曰：'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为高阳里。时人号曰八龙。”文若亦小，坐箸前⑧。于时太史奏真人东行⑨。檀道鸾《续晋阳秋》曰：“陈仲弓从诸子侄造荀父子，于时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贤人聚。'”
　　【注】①陈太丘：陈萛（104-187）字仲弓，汉末颍川许昌（今属河南）人。曾任太丘长，故云。其治政清明，百姓安业，以公正直名闻世。时人评云：“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党锢祸起，自请系狱。卒时远近赴吊，刊石立碑，谥文范。荀朗陵：荀淑曾任郎陵侯相，故云。②元方：即陈纪。以至德孝养闻。初，征辟不就。董卓入洛后，逼授五官中郎将，后官至尚书令、大鸿胪。年七十一，卒。将车：扶车前进。③季方：陈谌，萛少子。有令名而早卒。持杖：替父亲拿拐杖。④长文：陈群（？-237）字。祖萛、父纪。孔融高才倨傲却与群交，由是显名。后参曹操丞相军事。入魏迁侍中、尚书，制九品官人法，形成一代门阀制度。后为司空、录尚书事，封颍阴侯，卒谥靖。⑤叔慈：荀靖（128-190）之字，淑第三子。少有俊才，动止以礼。卒，士人惜之，追谥玄行先生。应门：在门口应接宾客。
　　⑥慈明：荀爽（128-190）字，一名，淑第六子。幼而好学，早通经传，征辟不应。在荀淑八子中，人称“荀氏八龙，慈明无双”。著《诗传》、《易传》等。后官至司空。与司徒王允谋诛董卓，事未行而病卒。行酒：巡行劝酒。行，汉魏时常用语，犹赐也，即按客一一分送物品。
　　⑦馀六龙：荀淑八子，人称八龙。除应门靖、行酒爽外，尚有俭、绲、焘、汪、肃、敷（）六人。下食：传送饭菜。⑧文若：荀（163-212）字。祖淑、父绲。少有才名，后为曹操的重要智囊谋士。其为人礼贤下士，知人善任，而德行兼备。官至尚书令，因忤曹操自杀。：通“膝”。⑨太史：史官名，属太常。掌国史及天文历法。真人：得道之人。
　　【评】汉魏之际，颍川人才济济，居中原之冠。如陈萛、荀淑等家族，均以德行著称，为人师表而图画百城。故事描摹二家德素，风景俨然，使一次普通的应酬宴会，化为宣扬贤人德行的“化妆”表演。所谓“太史奏真人东行”云者，不过是作者的狡狯之笔，夸显星象以应人事，目的仍在宣扬传统名教及贤人政治。但是，隐于故事背后，又是美中见刺的小说笔法，暗寓其激清扬浊的批判现实精神。还有，故事提到的两个小孙辈陈群和荀，后来居上，不仅官阶声名超越前辈，就是道德观念，也与父、祖有所不同。具体考察由陈萛至陈群，由荀淑至荀的颍川二族，又可见出“德行”标准的微妙变化。陈群和荀，后来都是曹操集团的重要骨干。宋朱熹于此大加挞伐：“且以荀氏一门而论之，则荀淑正言于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迹于董卓专命之朝，及其孙则遂为唐衡之婿、曹操之臣，而不知以为非矣。盖刚方志大之气，折于凶虐之馀，而渐图所以全身就事之计。”（见余嘉锡《笺疏》称引朱熹《答刘子澄书》）按：朱子之讥，胶柱鼓瑟于汉儒传统名教之说，而无视时代的重大变化，实非的论。但其所言，却也揭示了从汉末到魏晋，有关“德行”观念的历史变化，即在祖孙之间，业已大异。以忠君为至德，弥近弥淡，故曹魏及司马二朝，儒者仕宦于篡弑相继之朝而不以为非。称孝而乏忠，这是魏晋时代道德的新油彩。
　　1.7客有问陈季方①：《海内先贤传》曰：“陈谌字季方，萛少子也。才识博达。司空掾公车征，不就。”“足下家君太丘②，有何功德，而何天下重名③？”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④，上有万仞之高⑤，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瞮⑥，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
　　【注】①陈季方：即陈谌。②足下家君：指谌父陈萛。足下，与人交谈或书信时用以敬称对方。太丘：指陈萛。③何：“荷”的古字，承担。诸本作“荷”。重名：高名，大名。④阿（ē婀）：山隅，山坳。⑤仞：古代长度单位，一仞八尺。⑥瞮（zhān沾）：浸润。
　　【评】汉末清议品题之风，不仅盛于政坛，同时潜入家庭文化生活之中。以生动的修辞譬喻来品题父亲的高尚德行，陈谌引以自荣自傲，见其善为家族声誉做宣传。其桂生泰山之喻，高深难测之譬，形象具体而生动，有如亲临其境而目睹太丘风采。妙用意象，悟人甚多。颍川陈氏家族，萛议论不畏权贵，多直接的道德评议；而谌之品题，却开始汉末清议向魏晋审美意识方向的转化和过渡。其演变轨迹值得注意。对于诗赋文章修辞艺术的运用，也会产生积极影响。
　　1.8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①，《魏书》曰：“陈群字长文。祖萛尝谓宗人曰：'此儿必兴吾宗。'及长，有识度，其所善，皆父党。”与季方子孝先②，《陈氏谙（谱）》曰：“谌子忠，字孝先。州辟不就。”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一作“元方难为弟，季方难为兄。”
　　【注】①陈元方：即陈纪。长文：陈群字，纪子。英才：英彦硕才。②季方：即陈谌。孝先：陈忠字，谌子。
　　【评】成语“难兄难弟”肇源于此。难者，不易也，这是在动态发展的行为比较中确立的概念。兄弟道德品行俱佳，原是可以同列齿并，难以轩轾。但人又是在时间的流驶中存在，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兄弟二人都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而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一旦自满自傲，一方进而一方退，则优劣高下立判，怎可保持“难兄难弟”的齿列之位呢？太丘之言，富有人生哲理而颇耐咀嚼。不过，后世语词的引申发展，“难兄难弟”性质变异，另有二人同恶、难脱困境之意，“难”作“患难”解，意义由褒入贬，这又另当别论。
　　1.9荀巨伯远看友人疾①，《荀氏家传》曰：“巨伯，汉桓帝时人也。亦出颍川，未详其始末。”值胡贼攻郡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③。”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④？”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⑤，宁以我身代友人命⑥。”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⑦！”遂班军而还⑧，一郡并获全⑨。
　　【注】①荀巨伯：汉末颍川人。生平不详。②胡贼：中原人对当时北方少数民族侵扰武装的蔑称。史称，桓帝永寿、延熹年间，乌桓、南匈奴、鲜卑诸部族武装多次侵袭边庭九郡，诸胡多为汉军所败，“惟鲜卑常自来自去”。故余嘉锡《笺疏》以为荀巨伯所遭遇的“胡贼”为鲜卑，疑是。具体时间、地点失载。③子：你。古时第二人称代词。④男子：非指男子汉，而是泛称毫无功名的白衣之士。止：停留。⑤委之：抛弃他，离开他。⑥宁：宁肯，甘愿。⑦国：此非指国家，而是泛称地方。古时多诸侯封国，故常以“国”称地方。
　　⑧班军：班师，撤军。⑨全：安全，不破碎。
　　【评】故事发生在汉末桓帝时，地点在北方边庭地区。故事使人联想起先儒那“舍生取义”的老话题。《孟子·告子》上云：“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但古往今来，真能实行者有几？贼兵攻城，“一郡尽空”——守土有责者早已舍义求生而溜之大吉了。其实，不仅是守土有责的地方官吏，即是高高在上的朝廷名公巨卿，将军校尉，又有哪个站出来为国为民尽忠死战呢？汉末“胡贼”纵横，并非因敌人强大，而是朝廷内部腐败直接造成的，其罪责主要在这帮“败义以求生”的无耻之尤。但是天道未丧，“舍生取义”的高风亮节，在民间草莱见其薪火之传。荀巨伯之言，慷慨诚挚，掷地有声。他在战乱中坚持留下照顾病友，而全然没有考虑自己与病友，二者生命孰轻孰重的问题。在安危攸关的紧急关头，难道还要先去思考所救之人，是老、是少、是健康、抑或病人，是否值得伸出救援之手等冷酷的理念吗？唐韩愈《原道》云：“行而宜之之谓义。”只要是正义之路，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坚持到底。古人于荀巨伯，有“千古一朋”之颂，其心胸之坦荡，至今仍激动人心。
　　1.10华歆遇子弟甚整①，虽闲室之内②，俨若朝典③。《魏志》曰：“歆字子鱼，平原高唐人。”《魏略》曰：“灵帝时，与北海邴原、管宁，俱游学相善，时号三人为一龙：谓歆为龙头，宁为龙腹，原为龙尾。”陈元方兄弟恣柔爱之道④。而二门之里，两不失雍熙之轨焉⑤。
　　【注】①华歆（ｈｕàxīn化欣）（157-231）：汉魏之际平原高唐（今属山东禹城）人。汉献帝时官拜豫章刺史，为政清静不烦，吏民感受。后入拜尚书、侍中，代荀为尚书令。入魏，官至司徒。遇：对待。子弟：子侄后辈。整：严肃，整饬。②闲室：私室。③俨：俨然，庄严整齐貌。《三国志》裴注引华峤《谱叙》曰：“每策大会，坐上莫敢先发言。歆时起更衣，则论议哗。歆能剧饮，至石馀不乱，众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为异，江南号之曰'华独坐'。”朝典：朝廷盛典。
　　④陈元方兄弟：指汉末以陈纪为首的颍川陈氏兄弟一家。恣：放任，听凭。⑤雍熙：和睦友善貌。轨：轨则，法度。
　　【评】在三国时代，华歆是个人物。史称其“议论持平，终不毁伤人”，与昔日汉儒之直言极谏、杀身成仁异其旨趣，从而成为向魏晋“口不臧否人物”的清谈之风过渡的人物。《世说》称其“德行”，当然也就染有过渡时期的新风尚，而并非以尽忠朝廷皇帝为准的。《三国志》本传裴注引孙盛评曰：“歆既无夷、皓韬邈之风，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挠心于邪儒之说，交臂于陵肆之徒，位夺于一竖，节坠于当时，……咎孰大焉！”批判极其严厉。但华氏事二朝而“节坠”，具魏晋之特色。其“德行”为魏晋篡夺相继、弃旧迎新的时代风气使然，提倡孝而羞言忠，不足为怪。故《世说》以华歆登“德行”门，具体说明了不同时代各有其道德标准，汉儒传统观念也会产生动摇、发展和变化。
　　1.11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①，《傅子》曰：“宁字幼安，北海朱虚人。齐相管仲之后也。”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②。又尝同席读书③，有乘轩冕过门者④，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⑤，曰：“子非吾友也！”《魏略》曰：“宁少恬静，常笑邴原、华子鱼有仕宦意。及歆为司徒，上书让宁。宁闻之，笑曰：'子鱼本欲作老吏，故荣之耳。'”
　　【注】①管宁（158-241）：汉魏之际北海朱虚（今山东临朐东南）人。史称其敬善陈萛。避乱辽东，聚邑讲学，“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非学者无见也”。后返中原，朝廷征辟不就，以布衣终。②捉：拾起。③同席：古时铺席而坐，“同席”即同坐一席。④轩冕：古时公卿大夫所乘轩车和冕服。轩，古代一种前顶较高而有帷帐的车子，供贵族高官乘用。冕，泛指古时帝王或公卿大夫的礼帽。⑤割席而坐：割断坐席，分开座位，以示志趣不同。后来引申为绝交。
　　【评】汉魏之际是个大动荡的年代，各色人等，纷纷登台表演，其处世哲学，形形色色。管、华二人，各异旨趣。史称管宁睿智，料事准确，具预见性，故能避乱而善终。他一生淡泊功名，征辟不赴，而专心以讲学教育为务，从而获得了社会的尊敬。司空陈群上书朝廷颂其德行，云：“（宁）行为世表，学任人师，清俭足以激浊，贞正足以矫时。”人的一生，从小看八十。故事发生时间，当在管、华二人年轻同游京师国学之时。华志在功名，故轩冕轰然而废读出观，形象展示其歆慕富贵的内在心态；相反，管则无意功名而专心向学，其内在心境平静无波，轰然轩车和他岂生关涉？管氏后来备受尊敬，在年轻时已埋下成功的种子。《孟子·告子》上曰：“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也。”借用孟子所讲故事来比喻管、华二人之读书，十分贴切。所谓“割席”，不必拘泥字面，如划线而坐，表示距离，也是“割席”之态。华之废书出观，思鸿鹄而射富贵，其致讥于史家，已在此见出端倪。至于锄地见金，管视而不见，非真不见，如佛家之“无心”，见其自然，故与瓦石无异；华则“捉而掷之”，其“捉”为真，“掷”则作伪作态，其恋财之心，矫饰之态，思绪流程，形象毕现。宋刘辰翁评曰：“捉掷未害其真，强生优劣，其优劣不在此。”似非的论。
　　1.12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①。《魏书》曰：“朗字景兴，东海郯人。魏司徒。”歆蜡日②，《礼记》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五经要义》曰：“三代名腊：夏曰嘉平，殷曰清杷（祀），周曰大蜡，谓之腊。”晋博士张亮议曰：“蜡者，合聚百物索飨之，岁终休老息民也。腊者，祭宗庙五祀。《传》曰：'腊，接也。祭则新故交接也。秦汉已来，腊之明日为初岁，古之遗语也。'”尝集子侄燕饮③，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④。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⑤，去之所以更远。”王隐《晋书》曰：“张华字茂先，范阳人也。累迁司空，而为赵王伦所害。”
　　【注】①识度：见识气度。王朗（？-228）：本名严，东海郯城（今山东郯城）人。以通经拜郎中，后迁会稽太守。居郡惠爱于民。后被孙策所逐，北归曹操。入魏后官至司空，上疏劝育民省刑。曾为《易》、《春秋》、《孝经》、《周官》作传。②蜡（zhà诈）日：古代岁末合祭百神的重要节日，当时有会饮的风俗。③燕饮：宴会饮酒。燕，通“宴”。④张华：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西北）人。博学多才，贯通今古，以诗赋文章称名于世。为晋武帝筹设灭吴方略，一统天下。惠帝时官至司空，死于八王之乱。⑤形骸之外：喻外在之物，而非内在实质。形骸，人的形体躯壳。
　　【评】在宋本中，此则与上则相连为一。但因其内容非一：上则褒管宁而贬华歆，此则誉华歆而讥王朗。毁誉不一，故据诸本分为二则。
　　魏晋之际，士人道德观念变化颇大。华歆之徒，于汉魏之替，威逼旧主，侍欢新朝，斯时清议，不以为异，仍然成为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风流人物。贤如曹植，誉歆“志存太虚，安心玄妙。处平则以和养德，遭变则以义断事”（《辅臣论》），是个德义俱佳的典型。于此可见，魏晋士人于德行，另有不同于汉儒传统之标准。但是，余嘉锡《笺疏》于此大加挞伐，云：“自后汉之末，以晋六朝，诗人往往饰容止、盛言谈，小廉曲谨，以邀声誉。逮至闻望既高，四方宗仰，虽卖国求荣，又翕然以名德推之。华歆、王朗、陈群之徒，其作俑者也。……此其优劣，无足深论也。”余氏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因其现代视角，发人生之浩叹，自有其合理成份。但移之古人，评价则未必公允，因时事推移，历史标准非一之故。如王朗，《三国志》裴注谓其高才博雅，严整慷慨，“常讥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恤穷贱，故用财以周急为先”。观朗为人，廉己济困，其德行较敛聚自养之徒，不可同日而语，岂能一笔抹煞？
　　……

前言/序言

　　一
　　学习或研究魏晋六朝文学，有几部重要著作是必备之书：一是文学总集萧统《文选》，南朝齐梁以前的中国古典优秀作品，大多精选在册，一目了然；一是古典文论名著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其理论影响至今仍是痕迹宛然；一是刘义庆《世说新语》①。三者鼎足而立，可见其文学价值和重要历史地位。
　　《世说新语》是一部优秀的古典笔记小说，它网罗诸多魏晋士人的遗闻逸事和文坛佳话，在历史的动态发展中活脱地展现了魏晋时代的社会风情和士人内在的心灵世界，构成了一幅活动的魏晋社会人生的形象历史画卷。它不仅是了解和研究魏晋清谈及其玄学思考必读的活资料，更重要的是，它是一部艺术上成功的文学名著，其语言精练简约，蕴藉隽永，妙语如珠而风趣横生，在幽微的哲理思考中，蕴涵了深沉的人生慨叹，从而给后世以无尽的启迪。作者在一个思想奔逸、玄思深邃的玄学时代中，塑造了翩翩来去的五百多个风流人物，个个鲜活地跃动于字里行间，其俊逸风流的艺术形象，无不栩栩如生，给人留下了玩味不尽的深刻印象。《世说新语》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及其文化影响，为我国古典文学宝库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这样一部名著的文本，宋代以后国内流传的，主要是淳熙十五年陆游刻本和淳熙十六年湘中刻本。陆刻本今佚，但其成果幸赖明袁醁“嘉趣堂”翻刻本得以保存；湘中本清初犹见，有徐乾学“传是楼”藏本，后来又有沈宝砚的《校语》，从此略知其貌。但此本今已不知去向，《中国古籍善《全评新注世说新语》目》未见登录。淳熙两宋本相继亡佚，实为可叹。但幸运的是，更早一些的绍兴八年董的刻本却仍存世间。该刻本自南宋末年流入日本，便为国人所未见，先存“金泽文库”，后入前田氏的“尊经阁”，上世纪初才以珂罗版影印传回国内，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刊行了王利器先生的“断句校订”本，原本现仍藏于日本“尊经阁文库”②。此前国内长期流行的宋刻本是陆游、湘中两种，尽管用这两种刻本作为蓝本的研究成果及重雕本最为丰富，多有优胜处，但就版本本身的价值看，余嘉锡先生断言：“三种宋刻本，以第一种董本最佳。”③朱一玄先生更确切地说明：“现存最早的接近刘孝标注本的最完整的本子，是宋绍兴八年董刻本。”④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原著，自有注、抄、刻始，便被删削改易。在今天能见到的最近真的版本当是唐写本，惜为残卷，只有《规箴》、《捷悟》、《夙惠》、《豪爽》四门51则，其次，便是宋绍兴年间的董刻本了。
　　世说新语
　　前言
　　董，字令升，东平（今属山东）人，两宋之交学者、书画理论家董荄之子。其郡望自谓广川，“盖欲附仲舒裔耳”（《四库《全评新注世说新语》总目》）。绍兴七年（1137）始知严州。在知严州期间，颇富文化建设之功，修《新定严州志》；又编刻《严陵集》，许多没有专集作者的诗作依赖此集而得以存其梗概；而其《世说》刻本则尤有价值。这一刻本不仅近真而完整，而且其后附有汪藻的《叙录》，传本和《叙录》一道，堪称是南宋初年对《世说》版本及《世说》文本本身研究的一次总结。
　　前辈学人十分珍视董刻本，运用其校勘成果以求真，近年也引起了时贤的关注，多有研究成果，但对这样一部传世的具有独特价值的传本本身之面貌、特色仍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
　　二
　　这里我们从两个方面概要叙述董刻本近真的面貌。
　　（一）从文句看，董刻本所保留的用语或更合于原本面貌，或于义更胜。
　　以今见文献参校，及以《世说》本身之内在蕴涵的“理校”，不难体味，从文句看，董刻本所保留的用语或更合于原本面貌，或于义更胜。兹取以下诸例说明之：
　　《政事》（18）“王刘与林公看何骠骑，骠骑看文书，不顾之。王谓何曰：'我今与林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应对共言，那得方低头看此耶？'……”“共言”，后来的袁醁、凌初刻本等皆作“玄言”。这里当以董刻本为是。考之《世说》，“共言”为当时谈玄的常用说法。时人不直接说“玄言”、“谈玄”，而说“共谈”、“口谈”、“共论”、“共语”、“清言”、“言理”、“微言”、“论理”、“往反”、“言”等等。董刻本作“共言”更合于原本面貌。
　　《品藻》（3）庞士元语“陶冶世俗，与时沉浮，吾不如子；论王霸之馀策，览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长。”“倚伏”，袁醁刻本作“倚仗”。这里明显以董刻本为是。“倚伏”，在此语境中为庞士元所引《老子》典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谓了悟祸福相互依存转化的玄理、要义；“要害”，谓枢机关键或规律。这样，庞士元的思理高深就不言而喻了，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名士风貌。倘作“倚仗”，则此言句义窒碍难通，不知作何解释了。故余嘉锡《笺疏》以绍兴董刻本为是。
　　《品藻》（12）“王大将军在西朝时，见周侯辄扇障面不得住。后度江左，不能复尔。三叹曰：'不知我进，伯仁退。'”“三叹曰”，袁醁、凌初刻本作“王叹曰”。此当以董刻本近真而于义更胜。“王”仅指姓氏，前面已有“王大将军”，作为主语可通贯而下，后面省却姓氏，无碍文义。而作“三叹”则不同，愈发见出王敦南渡得势后，骄矜得意的神态，使人物性格鲜明醒目。
　　《任诞》（15）“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箸重服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定”，袁醁刻本不改，沈宝砚校本作“”。作“”亦通，然而不如作“定”于义更长。在这里用“”，是一个副词，解作“竟然”，有出乎意料的意思，乍看去似有助故事波澜，增强戏剧性，故徐震先生认为“”义为长（《世说新语校笺》），然而细味起来，则无如“定”隽永。“定”有终究、到底之意，说的是，其结果没有以阮咸原来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到底将婢带走了。这个结果包含了其姑对阮咸惠爱至深的苦心和深思熟虑后的决断。因为这是一个婢，而且为异种鲜卑，以阮咸的身份与之生情留恋，无疑是公然挑战世俗、礼法，妄取祸端，其后果不测自明。如此，则其姑对阮咸之爱及聪慧明智，便于一“定”字——她最后的行为中，深含无遗了。有了这一层，才愈见阮咸的“任诞”。他的惊世骇俗之举是动人的，但事实上的结果，正是因此而使他付出了长期沉沦闾巷，被摒于仕途之外的代价。这样看来，“”富于暂时的刺激，表达的只是阮咸的瞬间感受与激动果行，突出了故事的戏剧性，而作“定”则相反，它更有深味，更耐咀嚼。“初云”之允诺与“定”之翻悔相映带，深含了时代因素、其姑的矛盾、复杂心理和对事情因果关联的理性判断。在如此一个短则故事里，不止正面表演的主角阮咸，就是隐含幕后的其姑的形象也都丰满活跃了起来；因在他们的形象中，饱含着时代特点、个性特征等丰富的信息而使故事深富意味了。这正表明《世说》之品格不以波澜、悬念见长，而是以隽永、深刻独擅胜境，所以作“定”更为本色，更像《世说》的语言。
　　《捷悟》（7）“王东亭作宣武主簿，尝春月与石头兄弟乘马出郊。时彦同游者，连镳俱进。唯东亭一人在前，觉数十步，诸人莫之解。石头等既疲倦，俄而乘舆，向诸人皆似从官，唯东亭弈弈在前，其悟捷如此。”此则袁醁刻本等皆作“石头等既疲倦，俄而乘舆回，诸人皆似从官，唯东亭弈弈在前，其悟捷如此”，相沿流传。董刻本、唐写本“回”作“向”，就文意说，当以“向”为是。倘为“回”，则难以解读，石头舍马乘舆，回车而返，这样原超越几十步而在前行的东亭，随方向回转，反而在后似从官了，喜剧意味不在“诸人”，而落在了东亭，明显此非“捷悟”，反成了“笨伯”笑料，适与本则所要表述的意思相反。而作“向”，为表时间的副词，写出刚才从容马队的“诸人”，现在因石头兄弟舍骑乘舆而使得他们列队车后，跨马相随，形同“从官”了，此时“唯东亭弈弈在前”。这一对比，才见出东亭先见之明远在“时彦”之上的“捷悟”。可见唐写本、董刻本为是，保留了原本的真实面貌。故通行的现代诸本，徐震《校笺》以“作'向'为是”，杨勇、张万起、刘尚慈诸先生也都采纳了唐写、董刻的用法。
　　《豪爽》（6）“王大将军始欲下都处分树置，先遣参军告朝廷，讽旨时贤。祖车骑尚未镇寿春，睼目厉声语使人曰：'卿语阿黑何敢不逊，催摄面去，须臾不尔，我将三千兵，槊脚令上！'王闻之而止。”“处分”唐写本、董刻本、沈校本俱作“更分”。“处分”为处置、处理、安排之义，与下文“树置”一起，是说王敦要安排设置官员。实质上故事要表达的是，王敦包藏祸心，拥兵威胁，按自己的意愿重新设置官员，安插党羽，即“更分者更动处分，有所树置也”⑤，其要害是更换现有官署的执事人员，以为其实现野心铺平道路。显然“处”显得平平，“更”比“处”表义更深刻，更传神。故徐震、杨勇等先生亦皆以唐写、董刻为是。
　　以上都说明董刻本颇能体味《世说》，保留其本色，而这种保留也表达了董对《世说》文本、风格的熟悉和他卓有识见的学养。从而使《世说》得以近真的面貌保留下来，原著作之胜情胜意不致被损害，不致因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诓哄了后来的读者，就文献价值说来，这恐怕是最为珍贵的。
　　（二）董本的错误处，仍为近真传本的风貌。
　　可以用来作为董刻本近真品性的反证是，董刻本有些错误处，也是近真传本的面貌。它表明，董雕本在未及深察时，并没有主观臆断，妄加改易，而是尽量一仍其旧，“故亦传疑，以俟通博”，忠于实情。兹亦取诸例，加以说明：
　　董刻本《文学》（80）习凿齿因忤旨“出为荥阳郡”，袁醁刻本作“衡阳”，是。但朱铸禹先生的《世说新语汇校集注》指出，《晋书》卷八十二习凿齿的本传也作“荥阳”，这显系当时写本就如此，非董刻致误。这或是董对“旧语”在未及弄清楚的时候，“故亦传疑，以俟通博”，而保留了原样。
　　董刻本《尤悔》（3）“陆平原沙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沙桥”，袁醁刻本为“河桥”，王利器佐证：“案，作'河桥'是，《通鉴》卷一一四《晋纪》三六注'沙桥在江陵北。'据《晋书·陆机传》'列军自朝歌至于河桥'则河桥在朝歌附近，与江陵之沙桥，地望之差何止千里。”⑥这一点，刘孝标本则注引《陆机别传》也可以佐证：“及（陆）机于七里涧大败，（孟）玖诬（陆）机谋反所致，（司马）颖乃使牵秀斩（陆）机。”又《晋书·陆机传》：“（陆）机军大败，赴七里涧而死者如积，水为之不流……”七里涧，《通鉴》卷八十四《晋纪》六注：“《水经注》：鸿台陂在洛阳东北二十里，其水东流，左合七里涧。”朝歌在洛阳东，则陆机兵败之河桥（七里涧），在洛阳、朝歌之间，而近于朝歌。孝标所引《别传》是概说，“河桥”讲得更具体指实，是以个别代全体战场的借代手法。无论如何，是洛阳、朝歌间的“河桥”而非江陵之“沙桥”，王利器、刘孝标两说，皆可对之确证无疑。董刻本用“沙桥”，未及深察而致误，然并非只有董刻本误，后来沈宝砚以淳熙十六年湘中刻本为底本校勘时也未出校，仍作“沙桥”。此亦为当时写本如此。
　　董刻本《言语》（108）刘孝标注引《庄子·渔父篇》：“子修心守真，还以物与人，则无异矣。”“无异”，今本《庄子·渔父篇》作“无累”。作“无异”则此句无法释读，然而不独董本，诸本皆同，为原初诸传本之误。
　　董刻本《雅量》（40）刘孝标注：“徐广《晋纪》曰：'泰元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东南行，历须女至央星。'”“央星”，袁醁刻本同，沈宝砚校本作“哭星”。《晋书·天文志》作“哭星”；王利器引《开元占经》卷八十六、《御览》卷八七五引《晋中兴书》载《世说》此事作“历女虚危，至哭星。”⑦可见淳熙十五年陆游的刻本也据所见原刻，误作“央星”，袁据此重刻时未及校改。
　　上举诸例，可以窥见一般情形，这些都说明当时传本之间差异甚大，董雕本在未及深察时，并没有主观臆断，妄加改易，而是尽量传其原来面貌。
　　综合前述诸项，我们可以看到，董刻本所保留的《世说》的近真的面貌，对《世说》的阅读、品味，对《世说》的研究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就版本意义上说，这在今天能见到的诸传本中，它近于本真面貌的文献价值是很值得玩味深思的。
　　三
　　董刻本另一个独特的价值，是来自于它所保留的宋代文人汪藻对《世说》的研究成果。
　　董刻本中保留的汪藻《叙录》，是今见最早对《世说》进行全面研究的成果，其贡献和价值，学界曾给予关注，这里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从董刻本价值的角度，再做一点钩沉。
　　汪藻，“幼颖异，入太学”，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进士及第，因忤权贵，仕宦并不顺利，所以终生“博极群书，老不释卷……多著述”⑧。其中《世说叙录》便是极有价值的《世说新语》研究著述。它介绍了北宋年间《世说》的家藏和校勘情况，并厘正了此前纷扰难清的诸如名称、卷数、版本等问题。汪氏在胪列、辨析了诸家说法之后，作出了这样一些结论：关于书名“晁氏诸本皆作《世说新语》，今以《世说新语》为正”；关于卷数“以九卷为正”；关于篇数“定以三十六篇为正。”这在形成绍兴八年董刻本时起了作用，董刻本刊行时，不但名称、篇数与汪氏同，而且将三十六篇厘为上、中、下三卷。其后出现之诸本，大抵采用了这些做法。
　　汪藻《叙录》中还有极具价值的《考异》一卷。该卷录五十一事，为今见最早的注本——齐梁间人敬胤所注。其注文广引当时诸记，以明《世说》所记人物、事迹，这与后来刘孝标注有相同之处，但其剪裁，不如孝标精要，显得芜杂，所引群书亦不如孝标广博，不过作为早于孝标之注，其开拓之功不可没，因而仍有值得重视之处。
　　其一，敬胤引书保留了当时的史料，有些与孝标不同，而仅见于敬胤注，故为史家所珍视，并援引以征史实。
　　其二，汪藻颇疑“敬胤专录此，传疑纠谬”，而且所载五十一事，有三则为传本所无，其馀“悉重出”。汪氏所疑甚是。敬胤之注多对刘义庆之著“传疑纠谬”。而其“纠谬”，不仅勘正史实，且在叩问中将《世说》作为“小说”的性质，也不自觉地揭示了出来。如其第一则（原在《世说·言语》２９）“元帝始过江”，敬胤就颇疑此则故事的真实性。针对元帝说“寄人国土”及顾荣对元帝呼“陛下”，其纠谬云：“元帝之镇建业，于时天下虽乱，而朝廷尤存，经年之后，方还本国葬太妃，方伯述职，何谓为寄也？”诚然，司马睿当时虽镇建业，但不过方伯而已，并不是皇帝，何来以君主的姿态去感受出“寄人国土”之羞惭？敬胤又驳：“元帝永嘉元年，以顾荣为安东军司。五年（元帝）进号镇东，荣为军司。其年荣卒。后七岁，元帝方为天子，岂得此时，便为'陛下'，已曰'迁都'邪？”刘义庆撰述此事，传闻而已，顾荣并未及呼陛下，当时也没有称帝迁都之事。可见敬胤勘正史实之用功。这点已为余嘉锡先生的研究所采纳。由于史官文化的强劲惯性，即使魏晋时人，也还习惯以“真实”来看待当时的笔记小说，即使是干宝《搜神记》也概莫能外。因此，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敬胤以史家征实的态度去看待《世说》，因而发谬叩问，也属自然之事。然正是这一驳问，见出了《世说》一书的真性质，它与当时的《语林》等旨趣相类，“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后来刘孝标作注就不这样胶着，而是或驳或申，旨在“映带文本，增其隽永”⑨。这一性质，已为后来用文学批评的眼光看待《世说》的批评家所自觉领悟，刘辰翁等批评《世说》就略其玄黄而取其神韵，不再执着于征实，而是评点人物与文章神采。在后来的史家眼里，即刘孝标也是文学家，而非史家⑩。由此可见，敬胤这位早期的《世说新语》研究家的贡献和其成果的价值。
　　其三，敬胤所录五十一事，实为专题研究，它们相对集中在当时影响甚大，几乎是左右东晋王朝命运的几个势族和豪帅人物身上。刘琨、祖逖为一组，凡八则。祖逖、刘琨无论从北伐健将，还是从北来流民豪帅的角度说，都是东晋一朝颇具内涵，引人注目的专题。王敦一组，凡十六则；王导一组，凡二十三则。琅邪王氏是助成司马睿东晋政权的最重要、最核心的势族之一，他们一方面要求巩固王权，另一方面又力争代表世家大族利益，使得王权和世族利益平衡发展，对此，他们所起的作用都是无人能代替的。无论王敦的起兵威胁司马政权，还是王导以“网漏吞舟”之政维系江左政局，东晋享国百馀年，实非偶然。琅邪王氏的这两个人物，无疑都是东晋一朝最醒目的专题。不知敬胤是否如孝标全面注过《世说》，但仅就此五十一则看，就足以证明敬胤是以研究者的视角去面对《世说》的，并给我们留下了成果和启发。
　　汪藻除了别具慧眼保留了敬胤注之《考异》一卷外，还对“凡《世说》人物可谱者”，做了谱牒。谱牒既是汪氏的研究成果，也是后人阅读《世说》的工具。它已经引起了当代史学家的重视和使用。
　　最后，汪藻又对“无谱者二十六族”的人物在《世说》中出现的一人之不同称谓做了索引排列，甚便《世说》的阅读。后来，明代凌初刻本及一些校本，虽详列《世说》中一人之不同称谓及同姓名者、名与字同者，以期方便读者，但毫无疑问，论学术贡献汪氏的谱牒应记首功。
　　总之，董刻本所保留的汪藻《叙录》，可说是对《世说》文本及《世说》研究都进行了较难得的清理。仅就这一点看，董刻本的文献价值便为其他诸刻所无法代替。
　　四
　　如前所述，董刻本的价值是重要而独特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深层原因在于，其实不止晏殊、汪藻等学者，即董本人也是以研究者的态度和学养去对待《世说新语》的，这在其刊本的跋语中说得很明确：“晋人雅尚清谈，唐初史臣修书，率意窜定，多非旧语，尚赖此书（按，指晏殊手校本）以传后世。然字有伪舛，语有难解，以它书正之，间有可是正处。而注亦比晏本时为增损。至于所疑，则不敢妄下雌黄，故亦传疑，以俟通博。”以上说法，所可注意者应有三点：
　　（一）董对“旧语”，也就是《世说》原本的本真面貌特别关注，不满于“唐初史臣修书，率意窜定”。他面对当时诸种传本以及包括唐初史臣所修之正史在内对《世说》的运用，都报以审慎的批判、筛选的态度，而其批判所建立的标准，就是力求保持《世说》原貌。尽量还原其旧，不能“率意”对待，更要剔出其“窜定”成分，所以董选取了当时所见更为近真而可信的晏殊手校本作为底本。就底本的选择本身看，便说明了董曾作过一番研究，而这种研究所守持的是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他企望以《世说》的真面貌传世。至少，这是他重刻《世说》时心中所追求的目标。
　　（二）在选取了晏殊手校本后，董的工作并未了结，而是进一步研究，“以它书正之”。所谓“正之”就是在当时所能见到的传本中去对比研究，做了甄别、剔抉的还原工作。仅以汪藻《叙录》所列十馀种传本的情况观察，便可以说明，董当时所见传本，不乏足资参考、是正的有价值的资料。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做了慎重的甄别、剔抉，不是全面改造，而是对“字有伪舛，语有难解”处，“间有”校订。所为“增损”者，有其依据，这点恐是不容置疑的。经过这样一些努力，拿出的底本，就成为一个相对详善的传本。以其所追求的目标看，这个传本，的确更为近真。
　　（三）董在处理这样一个底本时，遵循了“多闻阙疑”的治学原则。“至于所疑，则不敢妄下雌黄，故亦传疑，以俟通博。”这在前文的介绍中，已经看到了，对于传本异说，对于未及弄清楚的地方，他没有强作解人，而是一仍其旧，保留了原貌，提供给后来者去作自己的思考。
　　董的夫子自道，除明显属雕工形近误刻及漏刻者外，证之以版本全貌，基本是可信的。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董以研究者的姿态和学养对待《世说》，使他能识别并推重当时杰出研究成果，不止版本取优，再加勘订，而且能将汪藻的成果一并刻入书中，充分显示了宋代的研究水平，足以泽惠后学。董的这种态度和工作，使得这一刻本成为至南宋初年为止，众多学者对《世说》传本及《世说》文本本身研究的一次全面的总结，并将其成果以新刊版本的形式保留了下来。
　　董刻本自身经过了这样较为严谨的处理，又采择当时传本的众多研究成果，使其具有近真的本色，力求切近《世说》文本的历史原貌，在今天，它所显示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正如余嘉锡先生所评，在诸传本中堪称“最佳”了。
　　以上事例，说明了董刻本的学术价值。本注评，即选取绍兴董刻本为底本，尽量保持其原貌，同时也从诸校本吸取其校订成果，并在注中予以说明，以期尽可能完整、准确地把握文本。在此基础上，挖掘其内涵，剔抉其神韵。
　　我们深知解读《世说新语》并非易事，虽已经有很多学者对之校勘、笺识，也有诸多今注今译本行世，还有对当时语言的专门研究著作，但对每则故事的发覆索引，征求神韵，赏会妙处，仍然需要诸多努力。《世说》受魏晋玄风的影响，其写作重在“得意忘言”，因而语言简约精练，文字隽永有味，作者的深邃思考和思想意趣，常是意在言外，而尽得风流。解读这样一部著作，就需要做许多《世说》之外的功夫，体会当时特殊的历史文化、独有的思想特色，以及由此而造就的一系列独特的历史人物，他们的生动、灵妙，都需在这一背景中去求证，因而，我们在探求故事的本事及言外之义、味外之旨的时候，首先深入到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尽可能求取一个近真的面貌，尽可能准确地把握人物，将其风流韵味做还原的评点。同时，我们不仅注意到它的言外之味在当时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历史意义，也关注到它给予今天人们的新的启发，将社会、人生、审美等联贯起来，既做史的求证，又做审美赏会，进一步引发了现代联想，突出经典重读那温故知新的意义。忠实于原作，求得其神韵，赏会其妙处，追寻其启迪意义是我们的努力和期望所在。
　　总之，阅读《世说》，最难的不是表面的语言文字的训诂解释，而是在结合时代以还原历史的综合能力和整体把握，以便进一步解开寓藏在语言文字背后的“言外之意”——即故事的精神实质，作为历史的借鉴。我们尽量把故事安放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力求还历史的真实面貌，让读者知其然，明白“是什么”的问题，这是颇有难度的；进一步，还必须让读者知其所以然，明白作者之用心，他这样的写作，用意何在？这是弄清“为什么”的问题；最后，还必须让读者明其所当然，也就是从故事的启悟来思考人生，站在时代的高度做现代反思，明白自己应该如何行动与实践，弄清楚我们应该“怎么想”的问题。用精约的语言，力求揭示上述三个“W”（即“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想”），让读者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进一步还要明其所当然。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任重道远，可不勉哉！
　　以下简略介绍一下注评的体例。
　　1.对版本、校勘的处理。本注评以宋绍兴八年董刻本为底本，吸收前贤的校勘成果，并在注中标明。《全评新注世说新语》侧重评点，因而注释尽量简约。
　　2.对古今字、异体字、正俗字的处理。因文字改为简体，古今字、异体字、正俗字，无法一一依照董刻复原，祈谅。今后若出繁体文本，当力求存原貌而少作改动。因为原作多用俗体字，见其从俗倾向，在文学史的雅、俗之争中，有助于明了笔记小说的走向。
　　3.评点从每则故事本身的特点出发，或评人物，或评思想特色，或揭示当时风俗、风貌，或评点写作特色，或评言语韵味，在评点中对已往评点的成果尽量吸收，择善而从。由于评点为每人独立写作，作者的行文风格，不强做统一。
　　《全评新注世说新语》的写作，蒋凡撰写上卷的《德行》，中卷的《规箴》、《捷悟》、《夙惠》、《豪爽》以及下卷的全部注评；李笑野撰写《前言》和上卷的《言语》、《政事》、《文学》注评；白振奎撰写中卷的《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注评。《全评新注世说新语》由蒋凡审阅。
　　对《世说新语》作全面的现代视角的评点，对我们说来，是一次大胆的尝试，缺点、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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